一、孝與戒的關係

然而，孝道在佛教不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才有的，而在遙遠的古印度就有了。在《阿含經》中我們可以看出，早在佛陀時代就已經提倡，晚輩孝順長輩，子女孝順父母的言論。就連出家都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夠進入佛門出家修道。在中國佛教的經典和論著中也處處可見其影子，如非常流行的《地藏經》說：「……承孝順之子，為母設供修福，佈施覺華定自王如來塔寺，非為菩薩之母，得脫地獄。」首先是孝順，再為其母親設供、修福、佈施，懺悔罪業，這樣才能脫離罪業。牟子《理惑論》也說：「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佛教是「苟有大德，不拘於小。」這是為了調和佛儒之間的誤會，而作的回答。所以契嵩法師提出，孝即是戒，戒即是孝，兩者是體用不分。然而有人說，這是契嵩法師在迎合儒家的思想，有點投入儒家的懷抱的意思。依本人拙見，這就如「佛日也，道月也，儒星也。」又如「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三教就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相輔相成，先哲早已有慧眼。孝名為戒，是契嵩法師提出來調和儒佛之間的人常倫理思想。他把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相比附，「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這樣一來「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五戒中蘊含孝的思想，不過世俗之人忽略了而已，不是不存在。

在孝與戒的關係中，契嵩法師還提到「孝為戒先」的思想。他說：「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戒，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眾善之所以生也。」如果能夠嚴持戒律，孝已經是存在了。祇注重戒律的修持，而想拋棄孝道的思想與行為，那麼，這不是佛教的戒律。在這一點上契嵩法師運用了佛教的慈悲精神。戒律的制定是規範出家修道者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從基本的五戒看就要有慈悲的精神。孝道是中國的優良傳統，契嵩法師的孝道論思想的提出與佛教所提倡的報恩的倫理相符合。孝為戒先，孝道是佛教戒律的基礎，沒有孝道的存在，也就談不上戒律的修持，因為孝道是慈悲的表現，慈悲也是戒律的基礎。

契嵩法師將五戒、五常與孝聯繫在一起，說明戒具有孝之蘊。在此之前就有將五戒與五常進行比附的現象。也就是用佛教最根本的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飲酒)與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互相融合，而這一融合很早就開始了，在宋代表現比較活躍。《佛祖統紀》記載宋代的皇帝就說：「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說明宋代的統治者對五戒與五常的融合是持肯定態度的。這無疑對宋代佛教起到支持的作用，加強對儒佛融合的道路更穩定，更深刻。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契嵩法師不但提出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融合，在此還擴大了融合的範圍，與孝聯繫在一起。五戒與五常融合的範圍是相同的，對孝的聯繫，他說：「是五者修，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契嵩法師提出不修五戒、五常，就是不孝的思想，這是前無僅有的提倡，別具一格，同時也是「孝為戒先」思想的進一步延伸。

三、孝的範圍

不但如此，契嵩法師對儒家孝的認識也不祇局限於父母，他說：「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他認為道、師、父母三者是人存在的根本，父母給予我們色身生命，老師是教化、傳授我們的道業，而道是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這樣不祇限於父母了，包括了師長。實際上，這是把儒家的孝與佛教報恩思想相融合的結果。佛教講報四恩，即佛恩，父母、師長恩，國家恩，眾生恩。這四恩的內涵也是以孝為基礎，契嵩法師是第一個將儒家的孝與佛教的報恩思想融合在一起。

另外，契嵩法師還提出，孝養父母必須要有誠心。「以誠而孝之」，則「其事親也全」，所以「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生活上給予父母，祇是表面行為的孝，如果脫離了孝的理，那麼這樣的孝就是假孝，而孝之理，也就是行孝之時要有誠心，這樣又將孝分為了真孝與假孝，進一步擴大了孝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