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祇要能有個靜謐的夜晚，內心就會響起一些聲音。當年的寒山鐘聲在客船中縈回不斷，而今夜的我，聽見的卻是「海潮音」。

《篆香畫室文集》收有一篇〈海潮音卅歲感言〉，是竺摩長老於五十年代從澳門寄至《海潮音》編輯處的一篇文章。竺摩長老在《海潮音》而立之年，想必心中難免百般思緒。長老說：「普通一個人長到三十歲的年齡，差不多一切學問、思想、事業，都臻到了相當成熟的時期了，所以孔子說吾年三十而立，釋迦牟尼佛則三十歲成正覺，而海潮音今年也已到了三十歲，它的一切學問思想與事業，應該亦已到了相當成熟，而且正當發展的時期了，猶之乎一個人到了三十歲，亦宜高排筵席大事慶祝他的福壽，何況我們的海潮音是建設新佛教的精神和佛教新慧命所寄託的呢？」

《海潮音》在這三十年歲月裡，有過甚麼磨難嗎？長老娓娓說道：「許多刊物中或因經濟，或因環境的各種關係，時斷時續難以持久，唯有在新佛教中資格最老的刊物——《海潮音》出至今日已滿三十年，依然繼續不斷地出版著。其間因經濟的缺少，及編輯環境的不適，尤其是在八年抗戰的時期中，經過種種苦難的掙紮，而克服種種的困難，始能在其他佛教刊物皆已沉寂斷絕的今日，唯有它——《海潮音》為魯殿靈光，巍然獨存，依然無恙，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大事！」

難得的大事祇因有非凡的人物。長老接著還說：「其間自創辦、編輯、以及寫稿，不知經過幾許佛教大德的辛苦經營，苦心孤詣，才有今日的成績。尤其是太虛大師，一生佛教事業建設的精神，大多寄託在《海潮音》中，所以大師現今雖已逝世，而其不死的精神，仍然長寄在《海潮音》中，所以凡是參加建設新佛教的信徒，今日每一翻開《海潮音》，便如看見大師為佛教為大眾的精神，仍在一頁一頁中活躍著」。如果竺摩長老今日還健在，老人家想必是要把《海潮音》拿在手上，然後再對著大家一字一句地說：「每一翻開《海潮音》，便如看見大師為佛教為大眾的精神，仍在一頁一頁中活躍著」。是的，一夜一夜的心血都凝結成了一頁一頁的舍利。想起大師的文字舍利，心中又響起了這句話：「在每一書之背後，應知其有一個個的『人』存在著。每一部書是一番『業』，每一個人是一位『師』，讀書即是從師受業」。曾到訪三慧講堂並與竺摩長老一起合影的錢穆先生，他當年對新亞書院師生所說的這番話，又激起了我對《太虛大師全書》的渴望之念。雖然已擁有了電子本的大師全書，但我始終還是無法釋解對紙本全書的執著，而對於文脈豐碩的《海潮音》，則又不知何時才能有緣一窺全豹了。

回想起來，若不是因為拜讀到了與《海潮音》有著深緣的人的文章，至今還不懂甚麼是「人海潮中之覺音」，更不會學懂如何運用「風雨縹緲」、「滄桑歲痕」這八個字。翻開印順導師的文集，發現竺摩長老的《海潮音卅歲感言》，在轉眼間竟老去了四歲。原來在此時，印順導師寫下了《〈海潮音〉之意義及其旨趣——太虛大師去世六週年之追思》。大師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捨報，按此推算，這篇文章應該是一九五三年所寫的。文章起筆寫道：

「太虛大師創辨本刊以來，已進入三十四個年頭。當時就定名為海潮音，所下的定義是：『人海潮中之覺音』。現代的人海思潮，雖有他的光明面，然從他的黑暗面看，真是越來越愚癡，越來越狂妄！獨斷的排他性，唯物的功利觀，掀起了掠奪、奴役、仇恨、鬥爭的人海狂潮。……我們抱著『小鳥救火』的精神，決不因力量的微薄而自餒；遵循太虛大師踏出的徑路，盡我們的智能，來播送人間的覺音。我們仰承佛陀的悲懷，發揚佛的慧光，想從人海思潮的正覺中，來實現人世與人心的和平與自由。這一堅決的信念，從本刊創辦以來，三十四年如一日。此後三十四年，無數的三十四年，相信也一定會如此」。

這篇文章寫後的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海潮音》是否一切都安好？而距今還有十四年便足數成為另一個三十四年的那一刻，人海潮中又將會有誰接著響起醒世之雷鳴？但願「人海潮中之覺音」能夠綿延不斷於人間。「人海潮中之覺音」這身負重任的《海潮音》和定義它的人一樣，始終抽離不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那段大時代。若將它從時代背景裡抽出，那麼這少了「人物」與「事業」的「書」將失去價值。因為它沒了血氣也沒了脈搏，更沒了時代的呼吸。而哪一夜、哪一地、哪一人，願再重拾當年披衣挑燈之人的滴滴心血？

想「海潮音」這個寓意深遠的書刊名字，它一步一腳印地走過了一頁一辛酸的現代史。當年那位抱定理想而勞累一生、奔波一世的人，還有多少氣血未來得及寄存在它那裡？甘於寒窗孤燈的那人，伴隨著那一段教人無法「不忍聖教衰」的悲涼史，是誰曾經體貼過他的苦心？又有多少人聆聽過他的理想？他遺留下的七百多萬言，這金針處處的七百多萬言——《太虛大師全書》，至今還有多少人願意暫擱熱鬧而去把它讀完？「海潮音」今後是否還能繼續應對人海思潮中再度興起的波浪？風雨中還會有多少盞不滅的心燈？

在《海潮音》之意義及其旨趣——太虛大師去世六週年之追思》寫後一年，印順導師還寫了一篇《我懷念大師》：「太虛大師圓寂來轉瞬七週年了……現在雖渡過了最險惡的關頭，而前途還異常艱苦。在這國難與教難的嚴重時期，想起大師四十年中，為國家為佛教的努力與貢獻，不能不想到，今日自由中國的佛教界，缺少一位大師那樣的大師。大師的福德、智慧、風度；在社會與佛教中的廣泛影響力；在國際佛教界的崇高聲譽：這確是他四十年中『捨身捨心，救僧救世』所造就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