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與茶
——古代佛門茶話之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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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飲茶是中國人民生活中最為普及的項目之一。佛教傳入之後，影響日見擴大，並漸浸於民間，幾乎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古代節日中的上元節、觀音節、浴佛節……，生活習俗中的素食、朝山進香、廟會、放生等，亦無不充滿濃厚的佛教色彩。作為我國國粹之一的飲茶，在歷代僧人的不斷參與下，自然與佛門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俗話所謂「天下名山僧占多」、「好茶出在名山中」之說，就足以證明茶與佛門之間存在非同尋常的殊勝因緣。 一般說來，我國的佛教寺院大都以地處山中居多，景色優美，空氣清新。僧侶們身居其間，吸天地之靈氣，取萬物之精華，參禪打坐，得道成佛。為達成悟道成聖的最終目的，長年累月的禪修自是必不可少的，所謂結跏趺坐，數息守中，頭正脊直，凝神觀想，心一境性，從而進入禪定狀態。既不能東倒西歪，雜念紛飛，也不可以昏沉瞌睡，呆若木雞。這樣時間一長，由於精神過於集中，難免需要清心提神，而茶性高潔清淡，具有明目醒腦、去欲養神之功效，有益於僧侶的道德修養。《神農本草》所謂「茶能令人少睡、有力、悅志」之說，闡明了飲茶對人生理產生的重要作用。現代科學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茶葉中的咖啡鹼有刺激神經和增進筋肉收縮力、促進新陳代謝之功效。因而在長時間勞動之後適量飲茶，既可振奮精神，又可消除疲勞。日本學者也認為，「茶葉中的芳香物質同樣具有醒腦提神，使人愉快之感覺」１。因此，茶葉成為佛門最佳的飲料，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總括一下歷代僧人對茶的貢獻，不外以下幾個方面：
一、 高僧身居名山古剎，許多名茶源出僧人之手
海內名山出佳茗，乃由於名山天然的氣候、土壤、日照等有利條件，非常適合茶樹的生長，又經嗜茶人士（尤其是僧人）或茶農的不斷努力，精心培育、製作和加工，從而成為傳世名茶。他們封山育林，形成「綠茗蓋春山」的茶區，加上山景秀麗，雲霧繚繞，茶樹飲霧承露，所產茶葉自然品質優異。據史料記載，在我國目前群星燦爛的各種名貴茶葉中，大部分最初是由名山古剎的僧人種植的。僅以江西歷史上的名茶為例，多與佛寺有關，如黃龍茶、黃檗茶、雲霧茶、攢林茶等。 黃龍茶出於禪宗黃龍派的創始人黃龍慧南禪師，黃檗茶則是臨濟宗的鼻祖——黃檗希運發明的，雲霧茶是根據茶葉的特點來命名的。寺院僧人的辛勤汗水澆灌了攢林茶，此茶又名趙州茶，緣起我國禪宗史上著名的從諗禪師。他被譽為「趙州古佛」，因其長住趙州觀音寺（現柏林寺），故名。長期流傳後世的「吃茶去」的公案，即源於此。 天台山是我國佛教天台宗的發源地，聞名中外的國清寺就座落在群峰翠穀之間，四周古木參天，流水潺潺，素有「佛天雨露，帝苑仙漿」之稱的「天台雲霧」茶，就產自風景奇麗的天台山中，由天台高僧所制。宋代詩人陸容在他的《贈天台山茶僧》一詩中說： 江南風致說僧家，石山清泉竹裡茶。 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煙茶暈滿袈裟。 詩中描繪的情景頗具禪意，令人回味無窮，茶隱竹海裡，清泉石上流，高僧煮茶品茗，與客對談，煙霧繚繞，茶香彌漫，真是一幅禪趣綿綿的山水畫卷。 唐朝是我國佛教的鼎盛年代，寺院林立，宗派繁多，真可謂群星燦爛。至於佛門與茶的關係也進入一個大發展的時期，由於整個社會飲茶風氣的盛行，如唐代進士封演的《封氏聞見記》所說：「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這也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佛門對茶葉的興趣與需求。因為佛寺雖然遠離市井通衢，但與社會各界人士的來往卻異常密切，茶葉也成為僧侶招待來客的重要物品。同時，從唐代宗廣德元年（762） 開始，為滿足宮廷對名茶的需要，還建立了定時、定點、定量、定質的貢茶制度，由專門官吏督造入貢事宜。大曆五年（770），又在浙江顧清山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所貢茶院，其產制規模之大，至今也屬罕見。就佛門來說，當時四川的蒙頂山，寺院遍佈，又是出產茶葉的聖地，至今遺跡尚存的甘露寺、天蓋寺、永興寺、千佛寺等，寺院周圍到處都是茶樹，所產「蒙頂名茶」，相傳即由西晉高僧普慧親手所植，從唐至宋，一直被列為「貢茶」，故有「揚子江中水，蒙山頂上茶」之美譽。由此，每年清明、穀雨時節，地方官員都要身著朝服，率領山上十數座寺院的僧人，在普慧所植的七株茶樹前，焚香禱告，然後再採摘新葉，製成新茶，作為進獻皇上的貢品。 禪宗裡著名的禪師徑山法欽，曾雲遊浙江杭州，有心在此選址建寺。一日，來到天目山麓，但見五峰環繞，林木蒼翠，泉水丁冬，景色絕佳。在林間小憩時，法欽與一銀髯老翁相遇，老翁告之宴坐峰最宜建寺，言罷變作飛龍，騰空而去，剎那間風雨大作，雷電交加，老翁所在之處化現一弘清泉，泉水清澈澄明，遂取名「龍泓」。法欽遂率眾僧於此開設道場，即徑山寺也。後法欽與僧團大眾又在寺院周圍廣植茶樹，取龍井水泡茶，湯色沉碧，香氣清雅，史稱「徑山茶」。唐皇帝曾詔法欽進京，賜號「國一禪師」，並撥銀兩支援擴建寺院。此後，「徑山茶」便成為貢品。儘管這是否就是今日的「龍井茶」尚無法確定，但「徑山茶」的名聲很大，是鐵板釘釘的事實，日本僧人曾先後來徑山學習，並將徑山茶的製作技術和飲茶的禮儀傳回去。《封氏聞見記》記載，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僧人晝夜不睡，又不吃晚餐，祇許飲茶，禪僧各自備茶，到處煎飲。也可證明唐代佛門盛行飲茶的事實。 宋代以降，是我國佛教發展的重要的歷史階段，特別是禪宗的勢力如日中天，儒家封建士大夫們往往以與禪師的交往為榮，如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頤、程灝、朱熹等，像周敦頤還曾寄讀僧寺，他的名篇《愛蓮說》一文就是在寺院中寫成的。雖然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反對，甚至於攻擊佛教，但在與禪師的個人關係上，相處融洽，而且吸收不少佛教的教義作為豐富儒家的思想內容，他們既與禪師坐而論道，又學習禪師的所作所為，打坐參禪，作為自己的修身功課。在這樣的相互交往中，飲茶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節目之一。福建崇安素以生產「武夷茶」而著稱，其中的絕品就是大家熟知的「烏龍茶」和「鐵觀音」。宋、元以來，原先一直是由武夷山的僧人種植的，成為後來發揚光大的重要基礎。 還有，北宋時期，江蘇太湖洞庭西山水月庵的僧尼於碧螺峰的石頭雜草中採得野茶，製成「水月茶」。該茶沸湯鮮綠清澈，入口齒頰留香，盛傳一時。數百年後，清代康熙三十八年（1699），玄燁南巡至太湖，偶品此茶後，讚賞不已，便賜名「碧螺春」，遂相沿至今。又如明代中葉，安徽黃山僧人釋大方精心製成的「屯溪綠茶」，名噪大江南北。浙江雲和縣惠明寺所產之「惠明茶」，碧綠潤澤，飲之余香滿口。一九一五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獲一等金質獎章。他如，四川峨眉山的「峨蕊綠茶」、江西廬山東林寺的「雲霧香茶」、浙江普陀山的「佛茶」、雁蕩山的「雁蕩毛峰」、杭州法鏡寺的「香林茶」、雲南雞足山感通寺的「感通茶」、安徽九華山的「九華毛峰」、歙縣休寧松蘿山比丘大方創製的「松蘿茶」……無不是歷代僧家辛勤種植、細緻培育、精心製作的寶貴結晶。佛教僧人對於中國茶葉事業的卓越貢獻，已毋需贅言。
二、 佛門僧眾製茶用茶，並賦予茶獨特的名稱與內涵
唐代以前，僧人燒煮茶水，是將茶葉與橘子皮、桂花、生薑等一同煮飲，稱之為「茶蘇」。《晉書》卷九十五《列傳》上說，敦煌人單道開「時復飲茶蘇一、二升。」即是一例。晚唐至五代，禪宗大興，寺院基本座落在深山老林之中，遍及粵、贛、閩、湘、川、豫等地，出於對茶的需要，寺院非常重視飲茶，開始單獨煮飲茶葉，培育優良的茶葉品種，從客觀上推動了茶葉生產的發展，為茶道提供了物質基礎。寺院也是最有條件研究並發展製茶技術的，如南宋之際的徑山寺，時常舉辦茶會，招待游方僧和香客施主，且品嘗、鑒定各種茶葉的高低優劣，稱之為「鬥茶」。所以，清朝鄭板橋有詩云：「從來名士能品水，自古高僧愛鬥茶」。同時，該寺僧人還將穀雨前幼嫩的芽茶碾為粉末，用開水沖泡，從而完成了由「煮茶」到「泡茶」形式的改革，刪繁就簡，由慢而快，因此，風行宇內。 在一般寺院裡，飲茶習慣上也稱作「吃茶」，並專門設立「茶堂」或「茶寮」，作為僧眾集體飲茶的場所，有專人負責燒水煮茶和待客獻茶，稱為「茶頭」，是寺院裡四十八等職事之一，以供應僧眾日常飲茶和坐禪所需的茶水，以及招待護法居士、遊覽寺院的客人等之用。據《蠻甌志》所載，覺林寺的僧眾「待客以驚雷夾（一種茶的名稱，屬於中等茶），自奉以萱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如名士戴叔倫即有「老衲供茶盆，斜陽送客舟」之詩句，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進友誼的史實。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日本僧圓仁在中國留學期間曾多次接受作為禮物的茶葉，會昌五年（845），唐武宗滅佛，但仍有官員暗地裡向圓仁贈送禮物表示支持，尤為難得。當時形勢不妙，圓仁幾乎是被驅逐出境，正在辦理離境手續，中散大夫楊敬之信仰佛教，派人前往慰問，「兼賜團茶一串」。職方郎中楊魯士也在圓仁上路後派其子送潞絹二匹，蒙頂茶二斤，團茶一串，錢兩貫文，付前路書狀兩封，別有手徧２。在這種場合下，饋贈茶葉的意義更是非同尋常。（續下期）■
注 釋： １王宏樹、汪前：《飲茶對人體的保健作用與生理功能》，《農業考古》1994年第2期。 ２（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顧承甫、何泉達點校本，第185-18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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