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二、作出獨特貢獻的宗教領袖和 中國佛教事業實踐家

趙樸老是我國傑出的宗教領袖，在國內外宗教界均有崇高威望。雖然他的佛學造詣極深，《佛教常識問答》等著述深受佛教界推崇；而且，由他長期主持的中國佛教協會屬下特設有佛教研究所至今，但是他不像是一個職業的佛學研究家，而是以宗教社會活動為主要任務的宗教領袖和實踐家，特別是佛教方面的社會活動。因此，縱觀其一生，主要著力費神處，就主要不在佛教經典義理的研究和闡發方面，而是在中國佛教事業的實踐方面；在協助黨和政府進行宗教政策、法規的制定、完善、貫徹、落實等方面的工作和活動；在用適當方式做宗教界內外之協調、團結、進步、安定的工作和活動，總之，協助黨和政府做一般人「不可替代」的工作。這也許是由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和樸老自身的特定情況和條件所雙重決定的。以下就樸老在中國佛教事業實踐方面之重要貢獻作些探討：

第一、把中國佛教的三個語系 （漢、 藏、巴厘語）按統一章程組織在 中國佛教協會的各地組織之內。

按行政地區、各寺院、庵堂，由下而上成立佛教協會，把僧、尼、居士統一組織起來，直至全國佛協。從而作為社會主義下一個合法的特定社會團體和社會組織，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的。（新中國成立前雖也有某種佛教協會之類的組織，但那大多祇是在大、中城市和某些地區在或長或短的時限內存在）從此，在政府統一領導下，作為一個統一的愛國社團，對內代表和維護佛教界的合法權益，對外（含國內、國外）作為社會的一個特定方面，用一種聲音說話、辦事——指涉及佛教的事務和其他有關的社會活動。趙樸老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即參與籌備此事，直到一九五三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宣告成立，他先後任佛協秘書長、副會長至會長，生前主持中國佛教協會（以下簡稱「中佛協」）幾達半個世紀之久。「中佛協」及其理事會定期開會，研究決定佛教系統多種重大事項。如一九六二年在中國佛學院增設藏語佛學系，以培養藏傳佛教高級僧才。另外，發起和推動護送佛牙舍利到雲南邊疆，供各少數民族信眾朝禮。滿足了該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厘語系）徒長期的宿願，從而密切了上座部佛教與內地佛教間的關係。再有，如在「中佛協」下設中國佛教研究所，建佛教文物圖書館，推動和組織佛教教職人員進行經常的形勢和政策的學習，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求得宗教界人士的進步等等。由於「中佛協」健康有序地開展工作，也影響和推動了其他愛國宗教團體的工作。如趙樸老在「中佛協四十年」的報告中創造性提出的中國佛教的「文化性特徵」8和宣導「建設人間佛教」等，就得到中國基督教領導人、現任「中宗和」主席丁光訓的認同、讚賞，並積極回應。他在「中宗和」一次會議講話中，表示要將「宗教是文化」的精神，貫徹到「中宗和」的內外工作和活動中去。同時他還強調說，「趙樸老生前把『人間佛教』作為發展的目標，並做了許多有建設性的工作，……我想把趙樸老提倡的『人間佛教』願望，再擴展一下，在中國五大宗教間加強聯合，共同建設『人間宗教』」。11這裡，由「人間佛教」到「人間宗教」的擴展，顯然是有關宗教各自研究自身發展、建設的大事。這或許是相當長期的一歷史過程。但由此顯示出，趙樸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從中國佛教的教情和我國國情出發的所為、所論，不僅在「中佛協」，而且在整個中國宗教界是有影響、有威望的。在他生前是這樣，生後也是這樣。不僅在國內，而且在海外和國際間，也是有很大影響和好評的。

第二，推動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力促恢復開放多所著名寺院。

由於「文革」的災難，十年間全國所有宗教場所，特別是著名寺院，一律被迫封閉，或遭打、砸、搶的破壞。「文革」災難結束後，趙樸老風塵僕僕，走遍全國。先由北到南，再由東向西，既觀察「受災」情況，又謀劃佛教界的撥亂反正，大力推動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落實，先期恢復開放國內外有影響的著名寺院。如泉州南普陀寺、杭州靈隱寺、上海玉佛寺等三大寺，蘇州靈岩山寺等三大寺、南京棲霞寺等等，都是一九八○年代前後經趙樸老直接或間接推動下，才實行開放恢復正常宗教活動的。這既使僧尼重行合法集聚，又切實保護了文物古跡，更滿足了佛教信徒就近過宗教生活的迫切需要。從而使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不是停留在口頭上、會議文件上。為檢查這方面的工作落實情況，一九八○年三月，著名淨土宗道場靈岩山寺剛恢復開放，樸老到後曾由前蘇州市政協副主席謝孝思等陪同，步行上蘇州西郊的靈岩山。他看後曾興沖沖吟詩云：（題《遊靈岩山，呈謝孝思暨諸同志》）12

欣隨謝公屐，重上吳王台。

湖山觀意態，林木感興衰。

梵唄斷還續，慈鳥散復來。

柳條見春色，畫景逐雲開。

再次，著眼長遠，推動多辦佛學院。

在「中佛協」一次常務理事會上，趙樸老對文革後佛教人才斷層大有切膚之痛。為此強調說，當務之急，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還是人才！據此，他除了在北京早建的中國佛學院本身積極謀劃恢復招生外，還在全國多所有條件的大寺，推動籌辦佛學院或分院。據筆者所知，蘇州靈岩山寺，就是樸老辦中國佛學院分院的首選之地。他一九八○年三月上山，就積極推動，提出初步方案。靈岩山寺方丈明學大和尚積極回應，並著手切實籌備，到當年十二月，以上海龍華寺住持明暘法師兼任院長，靈岩山寺方丈明學為副院長的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就署名對外，公開向全國寺院招生了。在一九九○年建院十周年時，公開出版了畢業僧論文集；二○○○年慶祝二十周年時，學院舉行了畢業學僧回院大慶，還舉行了佛學學術討論會等活動。二十多年來，培養了具有大專學歷水準佛教人才數百名。他們分別在海內外城鄉各大寺擔任要職，成了相應寺院的住持或骨幹。在靈岩山寺創辦佛學分院後不久，樸老繼續東奔西走，在上海、浙江、鎮江、南京、四川……等地有條件的寺院，也先後辦起了佛學院或分院，保證了佛教事業後繼有人。現在在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各地區的城鄉各大寺，基本已有年富力強的年青一代僧才，接了老一代僧人的班。上海市區三大寺（玉佛、龍華、靜安）就是個好典型。這些事實，確證趙樸老有先見之明，能未雨綢繆，使佛業薪火不斷。

第三，倡建「人間佛教」， 推動「五大建設」。

這是佛教適時而進，加強佛教內在建設和發展的長遠規劃。

作為一代宗教領袖，樸老一貫識大體，顧大局，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方針、原則和戰略上思考如何辦好佛教事業。除了上述不失時機地抓恢復開放有影響的著名寺院和積極舉辦佛學院外，還適時地總結佛協工作，提出建設發展的歷史性任務。他在一九九三年的《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以下簡稱《佛協四十年》）的報告中，用四句話概括總結新中國佛教事業的歷程。這就是「正常發展，曲折反復，嚴重挫折，恢復振興」。8實際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標示了我國其他四種愛國宗教的基本狀況。此處所說「正常發展」，主要指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黨和政府認真貫徹了憲法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專條規定，公民宗教信仰得到確認和保障，全國許多著名寺院得到維修和保護；佛協西藏分會和一些地方佛協相繼成立，佛教徒的經教修學、講經說法、收徒傳戒、勞動生產等活動正常進行，與國際佛教界交流互訪亦正常開展。而「曲折反復」主要是指一九五七年起在宗教界也有「反右派，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以及一九五八年農村的所謂「獻廟」（寺院）運動等等；「嚴重挫折」則指「文革」十年，一切宗教場所被迫封閉或沖砸，一切宗教活動被迫停止；「恢復振興」則指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直到今天，宗教界親歷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一般說來，在八十年代特別是上半期，主要還在做落實政策，為文革中錯劃為右派或被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等的工作，為被佔用的寺院做動員、收回佛教所有和管理修復等的工作。這一系列工作，是複雜艱巨而細緻繁瑣的。期間，樸老曾親為廣州光孝寺、四川大足聖壽寺、開封大相國寺等，解決歸還佛教界管理的「老大難」問題。他走南奔西，下勸上諫，勞碌不停，使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為適應「恢復振興」階段佛教事業的需要，樸老在佛協討論研究的一系列理論、政策性問題中，特別提出和強調了「一個提倡」，「五大建設」，「三個發揚」作為佛協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原則。

「一個提倡」——這是說「提倡人間佛教」。最初樸老是在一九八三年佛協三十周年時召開中佛協四屆理事二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的。十年後再次提出「建設人間佛教」，這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則，具有師承因緣。這是直接繼承了太虛大師的囑託。原來一九四七年太虛逝世前十日，特電召樸老去上海玉佛寺相見，到時，太虛手授《人生佛教》一書，並勉其今後努力護法云云，故樸老《太虛法師挽詩》有云：

旬前招我何為者，付我新編意倍醰。

遺囑分明今始悟，先幾（機）隱約話頭前。

9二則，甚麼時機重提和強調這佛教建設的方針、原則性問題，是必須慎之又慎、審時度勢而定，決不能盲提和盲動；三則，經過十年在國內初提和佛教界內外的實際情況，僧尼、居士與佛學界均認同並熱烈討論，海外、港臺佛界亦同聲力倡。特別是國內提出「初級階段」要百年以上長期性，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以人為本」、「三個文明」並建之機，看來現在強調「建設人間佛教」，是契理契機的明智之舉。故由「提倡人間佛教」到十年後再提「建設人間佛教」作佛教事業發展之計，可得上下左右，普遍認同，實乃適時而進之必然！

再說，使人間佛教得以落實，在佛界自身，就必須進行「五大建設」。樸老在《佛協四十年》中說「根據當前形勢和我國佛教的實際情況，著眼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未來，各級佛協和全國佛教界，必須把注意力和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眾弟子素質上來。加強佛教自身建設就是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而且，「這五個方面，信仰建設是核心，道風建設是根本，人才建設是關鍵，教制建設是基礎，組織建設是保證」。樸老在此說得多好、多深刻呀！我們把它簡稱為「五大建設」的此項歷史任務和目標，雖然至今又過去了十二年，儘管如「人才建設」已取得顯著成績，並當繼續重視外，其他四方面之目標、任務，看來，我們佛協各級、佛界四眾更該努力、再努力，庶可慰樸老運籌帷幄的在天之靈！所以說，倡建「人間佛教」這一原則性、方針性的戰略思想，必須貫徹落實到「五大建設」中去，才不致流於空洞口號。反過來也一樣。以「五大建設」不同方面之成果來提高佛界素質，並體現「人間佛教」建設之進展。倡建「人間佛教」也好，著力進行「五大建設」也好，根本目的都要歸結於使佛教與迅速前進的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第四，繼承、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 創新提出「文化性」特點。

由於樸老佛學造詣深廣，故在「中佛協」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九八三年，就在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上針對國內外形勢需要，適時提出了繼承、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學術研究、國際交流」等三大優良傳統的號召。十年後又重行強調這一思想精神，是切實而十分準確的。按中國佛教寺院庵堂多數設在山野農村，繼續發揚「農禪並重」傳統精神，實際上是依靠自力更生辦好佛教，而不加重政府負擔。這一精神，不僅對佛教，即對其他愛國宗教，亦有推動作用。至於學術研究，樸老身體力行，抓緊落實組織。一九九七年即在「中佛協」建立佛教圖書文物館，設置中國佛教研究所，開展對房山石經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復金陵刻經處，印刷、流通了大量佛教經笈；創辦新的會刊《法音》雜誌，在海內外廣泛發行；有計劃地開展佛教文化研究和中外學術交流，出版佛教文化書刊等等。至於國際交流，作為社會活動內容的重要方面，上文已及，這裡不再重複。值得一提的是，樸老十年後再次強調，既是他深諳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的一種表現，更是新形勢下做好中外佛教國際交流、海外交流工作多方面實際需要的切膚之感。

正是在長期從事佛教內外交流工作廣泛實踐基礎上，樸老從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高度，在傳統的中國宗教「五性」（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國際性、複雜性。現在一般祇提「長期性、群眾性、複雜性」——筆者）論基礎上，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佛教「還有顯著的文化性」。10這是中國佛教又一顯著特性和特點。對此，理論界、佛學界不少人似乎沒有太多注意。殊不知，人們一般認同中華傳統文化，由儒、佛、道三元一體構成，而具體到佛教及其寺院，人們以往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往往簡單地僅僅以「迷信」、「偶像崇拜」看之。且問：全國許多名山大川和城市的著名寺院，何以又往往是全國（國務院或省、市）的文物保護單位？而且總是立碑昭示呢?!難道是政府在保護「迷信」嗎，當然不是。對此，人們往往不加思考，而漠然置之，再說，現在旅遊業發展了，旅遊景點除自然景觀外，往往以寺院、道觀等為人文景觀之核心哩！無此，旅遊者往往若有所失。而有了「古剎鐘聲」「大雄寶殿」等等，人們不自覺地會受到某種或深或淺的文化薰陶。……這些，難道不是普遍的同感共識嗎。近期，內外交流中有一種說法，說凡有華人聚居的地方，總有媽祖、關公、觀音的神象供著。這裡除觀音為佛教神像外，媽祖屬於民間信仰的物件（神像），而關公則是道教的神像，也是民間普受歡迎的財神。這些，與其簡單地斥之為「迷信」，不如視為炎黃文化之一種通俗表現更切合實際。由此可見，趙樸老在人們熟知的宗教「五性」之外，特在一九九三年之「中佛協」全國代表會議的《佛協四十年》總結報告中鄭重提出「還有顯著的文化性」這一特點是不為無因和不無深意的。應該說，這是他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又深研中國佛教義理和史、詩，並結合他長期從事以佛教為紐帶的中外友好交流工作，由此實踐之切身體悟，而得出的創造性結論。這是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的。

總之，從樸老作為有宗教信仰的著名社會活動家和傑出的愛國宗教領袖、中國佛教事業的卓越實踐家。他的一生，難能可貴地做到了「三圓融」，即「把佛教的教義圓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圓融於維護民族和國家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事業中；圓融於促進中國佛教界與世界各國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偉大事業中」。他還充分地論述了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相適應的問題。他也以身作則地實踐著這一歷史性課題，樸老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續下期）■

引文注釋

８、10《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趙樸初1993、6（內部列印稿）

　　----《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９、《趙樸初韻文集》（P7—8並原注

11、 同《充分發揮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的作用》丁光訓2004、3、16《人民政協報》C3版

12、《韻文集》上冊P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