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佛 塔

塔的梵語是窣堵波（stupa），略譯為塔婆，後來更加簡稱為塔，有時又稱它為浮圖。塔在印度原是一種墳墓的意義，所以瘞佛骨處名為塔婆，譯為「方墳」，後來又把它區別開來：有舍利的名為塔婆，無舍利的名為支提，或制底（Cailya），譯為「可供養處」。佛陀入天，遺體火葬後，他的遺骨——舍利（sarira）被分成八份，由八王分別起了八座塔供養，這是佛塔的起源。佛滅約二百年後，阿育王（Asoka）發掘了八處的塔，取出佛的舍利，在各地建了八萬四千座塔，連中國都有阿育王塔的傳說，現存的是寧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是聞名中外的。可見其分佈之廣了。隨著佛教的傳播，佛塔建築也隨處出現，後來就成為宗教紀念性的建築了。近代日本高僧籐井日連發願在世界各地建立佛塔，以作為和平的象徵。塔在原始佛教尚無佛像的時期，在佛教建築上具有神聖的意義，成為一個寺院的中心。印度原始的塔婆是一個墳形的覆缽狀，在它的頂上造著方形的平頭，在平頭上飾以竿和傘蓋，傘蓋的發展成為後來的相輪。這種寺院建築中心的塔，由於安置佛像的佛殿的出現而被分化。它最初本在四面迴廊的中央，和佛殿左右或前後並列，為伽藍配置上的重要建築物；但後來被置於迴廊之外或東西相對，即逐漸成了裝飾的意義。正因為如此，佛塔的發展便成為中國最優美的建築。

中國的佛塔創始於何時，未見明確的記載，大概是和佛教的建築同時存在的。佛教末入中國之前，中國早有一種多層建築物叫做「重樓」，這是古代封建帝王妄想會見神仙而建築的。魏書《釋老志》記白馬寺的建築說：「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當時的白馬寺在殿宇之外有印度式的塔是可以相信的。第二世紀的末年，笮融在廣陵、彭城間大規模地建築佛寺，就有浮圖的建築。他造的浮圖是：「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三國誌吳誌4劉繇傳），至少其下必有三重以上的樓閣，其上面的九重銅槃應該是九個相輪的意思。因此，當時塔的形制就是在中國式的重樓頂上安置一種佛教象徵的印度式的窣堵波而成的。這也就是中印兩種不同的建築風格的結合。三國時代，康僧會到了建業，他為孫權說了佛舍利的靈異和阿育王造塔的故事，孫權因此為他建了一塔和一寺，這是江南最初的一座塔。北朝的佛寺大概多有佛塔的點綴。據「洛陽伽藍記」所載，永寧寺有九層的大木塔，景明寺有七層的塔，瑤光寺等各有五層的塔，其他三層的塔也不少。隋統一南北朝後，於仁壽元年（六○一）、二年和四年三次下詔並分送佛舍利於全國一百餘州，命以同樣形式，一齊開工建築，造塔的風氣到此就達於極盛了。（村田治郎《中國之佛塔》32頁）一般的塔是由塔基、塔身、平頭、覆缽、盤蓋各部分組成的。平頭一稱為方龕，這裡本是安置佛舍利的，所以平頭的四面多雕刻著佛像。塔頂金屬所製的盤蓋，名為相輪。塔的上面有一根中心柱高聳於最上層的屋頂叫做剎柱，它被飾以露盤、相輪和寶珠，成為佛塔的標誌。普通相輪各部分的名稱，自下而上的順序是：露盤（一稱平頭）、覆缽、仰蓮（日本稱為請花）、九輪、水煙（一稱火焰）、龍車、寶珠等，相輪高度和塔身的比例，最大的有三分之一，最小的大約五分之一。相輪的輪數，一般多用三、五、七乃至十三重的奇數，這是中國化的特徵。為了使塔上的剎柱保持直立的姿勢，一般使用鐵鏈在塔頂的翼角和柱頭寶珠下加以聯係，使它不會發生偏向。這在北魏時代的永寧寺塔就用過了，所謂「復有鐵鎖四道，引向塔之四角」，是這種形式最古的記載。

中國塔的平面，最初多是方形的。木造的洛陽永寧寺塔和石造的濟南神通寺四門塔（建於西元五四四年）都是如此。唐代西安的大雁塔是現存最顯著的範例。但中國傳統的方形平面和印度窣堵波的圖形平面是有矛盾的。因為木構形式難以做成圖形平面形，所以唐代的匠人就創造性地採用了介乎正方與圓形之間的八角形平面。公元七四五年河南嵩山會善寺的淨藏墓塔是這種仿木結構八角磚塔的最重要的遺物。在它出現之前，除去一座十二角形的嵩嶽寺塔和一座六角形的天臺國清寺塔的孤例之外，所有的塔都是正方形的。後來八角形便成為佛塔最常見的平面形式了。（梁思成《祖國的建築》）。

塔的建築材料，最初是木造後來多用磚造也有少數是用石造和銅鐵造的。塔的級數，自一級至三、五、七、九級都有，常見的有所謂「七級浮圖」（俗語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也有高至十二、十三、十五、十六級的。中國的塔型是隨著時代而發展的。南北朝的塔型有：單簷亭式（山東神通寺塔）、多層疊澀簷式（龍門浮雕）、十二角疊澀簷式（河南嵩嶽寺塔）、覆缽頂式（山西雲岡中部第二洞小塔）。隋唐的塔型有：多層疊澀簷式（大雁塔）、石版簷式（房山北台石塔）、八角木構式塔（嵩山淨藏塔）、亭式石塔（淶水先天石塔）。五代及宋以後的塔型有：樓閣型木塔（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一般簡稱為「應縣木塔」）、多層斗拱簷式（山東長清靈巖寺支佛塔）、多層疊澀簷式（河北定縣料敵塔）、疊澀簷高臺基式（洛陽白馬寺塔）、擴大塔身式（遼寧超陽白塔）、仿木構石塔式（福建泉州東西塔）、阿育王塔式（吳越王錢式所鑄阿育王塔）、多層阿育王塔式（普陀山太子塔）、喇嘛教式（北京妙應寺塔）、木構磚塔式（山西趙城廣勝寺飛虹塔）等。從上面塔型的變化看來，說明中國的佛塔是由崇高樸茂而趨於纖巧華麗的。

造塔的方法，佛典祇有很簡單的記載。《有部毗奈耶雜事》卷18說：「應以磚作其兩重，次安塔身，上安覆缽，隨意高下。」這是印度的造塔法。中國也有一些記載。如唐代福州建造多寶塔時，恐怕發生偏頗和地面陷落，掘土至五十尺之深，百有餘尺之潤，然後舂土積石二十尺高，內甃以礡，外構以木，可知古人對於塔基的重視。（《閩中金石記》卷3，黃滔《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建於明永樂十年至宣德六年（一四一二—一四三一）落成的南京大報恩寺塔，雖高達三十餘丈，但它建築時不施木架，造一層四周壅土一層，隨建隨壅，至九層亦堆壅九層，始終如在平地建造。工程完畢時，將所壅土除去而塔身始現（南宋泉州的東西塔，相繼就用這種方法，舊稱「土門」，即出土的城門）。這樣偉大的工程是我們今天所難想像的。（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誌》塔圖說明）。在塔上懸掛風鐸和簷燈，這是樓閣式的中國佛塔所特有的規制。北魏洛陽的永寧寺塔有承露盤十三重，周匝皆垂金鐸，；又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上下共有一百二十鐸。後趙石勒時，佛圖澄聽「相輪鈴音」能卜出師（打仗）的勝敗，可知那時的塔上也是懸有風鐸的。（梁《高僧傳》卷9《佛圖澄清》）唐福州定光多寶塔七層八面、高二百尺，相輪高四十尺，懸在相輪上的風鐸一百九十個，懸在每層翼角的風鐸五十六個，微風吹動，有如天樂嗚空，使人聽了不知不覺地對於佛塔發生了好感。明代南京大報恩寺塔，九級內外篝燈一百四十四盞，常川點燈，晝夜長明。它的燈盞用蜊殼製成，內置油盤，燈芯直徑盈寸，附有機栝，燃燈時引入簷內。燃畢旋機使出。這種塔燈不但增加佛塔的壯麗，在中古時代的都市裡還具有照明的作用。（張惠衣《金陵大報恩寺塔誌》塔圖說明）。

經 幢

經幢是中國佛教建築特有的一種多角形的石柱。它是從布帛所製的幢幡轉變而來的。梵語馱縛若（dhvaja），巴利語脫闍（dlmja），譯為竇幢或天幢。它是印度古代帝王的一種旗幟；佛教稱佛陀為法王，也以幢為他的標誌，所以稱佛的說法為建法幢。古時的幢是用以書寫佛號和經文的：後來為保存久遠計，即用石材仿其形制，上有蓋，下有座，中有六角或八角形的柱，遠望之有如幢幡。這是經幢即石幢的起源。這種石幢原是為刻「尊勝陀羅尼經」而設的。因為陀羅尼經上說，若人能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置窣堵波上，那些被幢影映身或幢上的塵土落在身上的人們的罪業就會消除。所以佛教徒最初多用布帛的幢寫這部經，後來才改用石刻的。

中國的經幢自唐永淳二年（六八三）佛陀波利譯出「尊勝陀羅尼經」以後才廣泛地流行起來。這一部經雖有許多譯本，一般以佛陀波利所譯的的為最流行。經幢最初雖因刻「尊勝陀羅尼經」而設，但是盛行以後，其他經咒也有刻之於石幢的。一般的經幢是八角形的，六角形的也有，四角形的最少。大的幢身高至丈餘，小的不過一尺，普通的是三、四尺，最大的分為三級。上面有蓋，下有臺座，幢首的各面雕刻著佛像或佛寵。（葉昌幟《語石》卷4）

現存最古的經幢，是唐天實四年（七四五）四川閬中鐵塔寺的鐵幢。它的下部僅飾仰蓮一周，即立八稜幢身，鑄陀羅尼經文；上部以疊澀形曲踐向外挑出，再向內收進，冠以寶珠，形制極為簡潔雄健。大中（八四七）以後，幢下設須彌座，上加華蓋，幢的形體更加變得壯麗。如浙江海寧硤石鎮惠力寺的兩座唐咸通經幢就是很好的範例。北京經幢的規模，愈趨愈大，而以景祐五年（一○三八）所建河北趙縣經幢為唯一巨作。行唐縣封崇寺的經幢次之。（陳從周《硤石惠力寺的唐咸通經幢》）遼金及元各代的經幢雖有製作，但已不如唐宋之盛。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保定蓮華池建六幢亭，收藏了遼幢二、金幢一和元幢三座，體例比較複雜。（鄭賓於《保定蓮華池六幢考》）元代以後，石幢已漸成尾聲。比較著名的有明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四川新都寶光寺所建的一座和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兩座經幢，形制和唐幢很相接近。清代的遺物，那就以北京北海天王殿前的雙幢為巨擘了。北海的雙幢建於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都是漢白玉建造的八角形石幢。下部須彌座有三層束腰，其上為幢身，再上為一稍大的天蓋，其上為三層佛龕，間以仰蓮，每面各雕坐佛一尊。其上為三層天蓋爾冠以寶珠。兩幢形制相同，高各約三丈。東幢刻「金剛經」，西幢刻「藥師經」。這種石幢的建築在中國各地非常流行，幾乎成為寺院的標誌：也有用來刻修建寺院題記以代替碑石的。現存的遺物還到處可見，但都成為寺院內部的點綴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