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佛教的文化建設，從嚴格意義上說，是從近代開始的。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累積與發展，實際是近代佛教文化建設的延續與光大。眾所周知，近代的上海佛教是中國佛教演變與進步的縮影。就佛教文化事業方面而論，僧俗兩界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從而加快了佛教前進的步伐，也增添了新的內容。從上海佛教界本著為培養僧才而創辦的華嚴大學、上海佛學院、法藏學院、楞嚴專宗學院等一批佛教院校及中小學，到滬上的大居士們建立上海佛學書局、功德林佛經流通處、弘化社、大法輪書局、上海般若書局等許多專門編輯印行佛教著作的出版機構；從發行《弘化月刊》、《覺有情》、《佛學叢報》、《佛教日報》、《上海慈航周報》等三十種左右的佛教報刊雜誌，到先後印刷《頻伽精舍大藏經》、《磧砂大藏經》、《宋藏遺珍》、《普慧大藏經》、《華嚴疏鈔》、《佛學大詞典》、《法相詞典》等多種版本的大藏經及佛學書籍，乃至於整理古代佛教文獻、注釋佛經、編寫講義、佛教史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為中國近代佛教趨於復興的重要標誌，也為以後上海佛教文化建設的進一步拓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上海佛教承接近代的餘緒，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佛教文化的建設也相應陸續走向繁榮。而今的上海佛教文化已形成多方面、多層次內容的活動，所取得的成績也非常可觀。而且也對於上海人的精神生活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祇是目前對這方面的研究卻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與開展，明顯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上篇 八十年代文化事業的初步形成

八十年代初，寺院剛剛恢復，經濟條件有限，文化活動祇是零星地展開，基本類型祇限於恢復佛學院、創辦佛教雜誌、撰寫佛學文章，與滬上知名的書畫家交往等內容，成為這一時期佛教界處於恢復階段時的重要亮點。

我們之所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佛教文化建設是承接近代以降的餘緒，是因為這一時期在文化方面的所作所為，殆與近代的佛教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經過兩年的精心準備和向全國招生，錄取工作結束，上海佛學院的開學。這在上海佛教史上無疑是一重大的事件，連當時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都發了消息。然而，上海佛學院的前身卻是民國時期玉佛寺方丈震華法師創辦的同名的佛教學院；創刊發行的《上海佛教》雜誌，雖沒有民國時期的佛教雜誌同名，但上海佛教協會決定要辦這樣一份雜誌的想法，顯然離不開近代佛教雜誌在當時對於傳播佛教教義與培養佛教信眾所產生的重要作用與影響，而這份雜誌的發行，就時間上來說，也是走在全國的前列的。

上海佛學院及尼眾班，是在已故上海佛教協會會長、玉佛寺方丈真禪法師會同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明暘法師以及原靜安寺方丈——當時任玉佛寺監院——淦泉法師等共同創立的。辦學宗旨是培養佛教事業的接班人。這在當時的確是佛教界急迫需要解決的頭等大事，決非虛語。由於十年「文革」的摧殘，中國佛教的三大支柱——佛、法、僧三寶遭到空前破壞，恢復起來需要相當的時間與精力。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僧人代際之間的斷層非常嚴重——幾乎沒有中年僧人，而且年輕僧人更是稀缺資源，有的都是一些從四面八方陸續回到寺院的老弱病殘的僧寶。在此形勢下，不但寺院的法務活動無法正常開展，從佛教百年大計著眼，青黃不接，佛教沒有年輕人，也就意味著沒有未來。

佛教界當時別無選擇，必須盡快招收和培養接班人，而且是越快越好！因此，就有了上海佛學院的開學，雖然對佛學院是恢復還是創辦的提法有過不同的意見，但畢竟有了幾十名學員，誦經梵唄之聲重新在寺院裡響起，這就是成功！盡管在現在看來，除了辦學宗旨、教育理念非常明確——「培養一批熱愛祖國，具有相當佛教學識，並能密切聯繫信教群眾的青年僧才」與「兩愛（愛國愛教）」、「三懂（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懂得法務活動、懂得寺院管理）」1——之外，當時各項辦學的條件——無論是師資還是基本的教學設備——均未到位，倉促上馬，邊學邊做，以老帶新，憑著對佛教的熱誠，對未來的負責的態度和年輕人對光明前途的嚮往，加上學員們本身的素質與文化基礎，前幾屆學員反而在各方面都優於後來辦學條件大為改善後來的同學，其中多數已成為上海及外地佛教的中堅力量——寺院的方丈、當家。這也幾乎是古今從私塾到學堂各類培養人才場所都有的現象。從教育學的眼光來看，上海佛學院的成功開辦及其結果可以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證明了任何時代人才的造就，唯有人本身的素質是第一位的，辦學條件不外是輔助成功的重要因素，可以促使早日達成原有的目標，但不能充當或替代決定性的因素，決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外在的物質條件。

二是說明當時辦學者的遠見卓識，正如真禪法師在《贈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三詩中所說的那樣躊躇滿志——「弘宣大法要人才，世出世間一理該。今日新苗才徑水，他時用作棟樑材」。2

因為衡量一件大事（特別是重大的決策）的最終成敗，往往需要長時間的檢驗，有時甚至是幾代人。——而當事者本人經常是看不到結果的。

至於《上海佛教》的創刊因緣，卻與香港佛教界有一定的關係。一九八五年，真禪、明暘兩法師及王永平居士率領上海佛教代表團訪問香港。期間，有香港佛教界人士提出，近代上海曾有過《覺有情》、《弘化月刊》等許多佛教刊物，現在上海佛教重新恢復，最好辦一個刊物，使信眾能及時瞭解上海佛教的發展。真禪法師與明暘法師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回上海後，即商量創辦事宜，並報請上級宗教局批准，具體事務由上海佛教協會資料組負責，曾經醞釀取名《覺海》，還請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題寫刊名，計劃每月出一期，後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條件，隨更名為《上海佛教（通訊）》，作為不定期出版，一九八七年刊出第一期，次年又出一期。以後，由於形勢發展需要，才改為季刊，再後來改為雙月刊，從此直到現在，沒有作過變動。

真禪法師，原先是震華法師的高徒。震華法師年輕有為，才思敏捷，為近代著名的佛教文化人，生平撰有《僧伽護國史》、《夾山弈葉集》、《興化佛教通志》、《續比丘尼傳》和《中國佛教人名大詞典》等。更重要的是，他還是禪宗臨濟楊歧方會下夾山一系的傳人。華師雖英年早逝，不克全功，但門下有超塵、淦泉和真禪等弟子。在繁忙的法務之餘，真禪法師勤於筆耕，先後出版《玉佛丈室集》十冊及其它弘揚佛教的小冊子等，如此重視佛教文化建設的理念，無疑也是源於華師畢生傾心於佛教文史並卓有成就的長期熏習。

其中《玉佛丈室集》第一冊印行流通於一九八八年，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題寫書名。共收入真禪法師的文章五十三篇，詩詞三十三首，聯語二十四幅。主要內容有六項：

（一）如何發揚愛國主義思想。此書主要介紹玄奘、應慈、震華三位前輩法師的愛國事蹟。

（二）如何活潑運用禪學思想。

（三）如何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提倡人間佛教的積極進取思想。

（四）加強各族佛教徒團結，共同振興佛教的思想。

（五）建立信智雙具的僧教育思想。

（六）加強國際佛教文化交流的思想。

當時，在全國範圍內能出版此類佛學書籍的僧人還是非常少見的，從此意義上說，真禪法師的確起到了很好的帶頭模範作用。

此外，上海佛教界還恢復了上海佛學書局，及時編撰印行《正法眼藏》、《佛教念誦集》、《佛教日用文選》、「淨土三經」等一批為廣大信徒所急需的佛學書籍。同時，又恢復了上海佛教居士林，使具有都市佛教特色的居士們集中修學活動得以正常開展。這些對於提高四眾弟子的文化水準、信仰素質，引導他們積極投身於佛教寺院建設與文化活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還有，在八十年代恢復或者重建的上海寺院裡，人們不難發現到處都有滬上或外地的著名書畫家的作品，從寺名、楹聯到方丈室牆壁上的鏡框、中堂，有的筆走龍蛇，有的小橋流水；有的方圓中正，有的別出心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所有這些都是寺院的高僧與社會名流們相互交往的結果。我們從《真禪禪藻集》和《明暘詩選》等書的字裡行間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如果我們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上海佛教作一個總結的話，事實上，最重要的是做了兩件事關佛教發展根本前途的大事情，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那就是恢復和修繕本已殘破不堪的寺院，開展法務活動，是為佛教在現代社會立足生存的命根子；還有是開辦了上海佛學院，培養後繼人才，是佛教著眼於未來發展目標的重大舉措。（續下期）■
　

注　釋

1《略說培養合格的僧才——在上海佛學院第二屆學僧畢業典禮上的講話》，《玉佛丈室集》（一），玉佛寺流通本，一九八八。

2《真禪禪藻集》第79-8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

3《玉佛丈室集》（一）《序言》，玉佛寺流通本，一九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