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大師將退居的消息，我並不覺得突然。這是因為大師畢竟已屆八十七歲高齡，為佛教事業奔波操勞了一輩子，也該有一段完全屬於自己支配的晚景。再說，他本人也一直有此心願，可惜苦於找不到合適的人才接班，加上佛教界大眾的一致挽留，盛情難卻，故而一拖再拖，延宕至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說起佛教，在中國的命運一向多災多難的。歷史上殘酷的「三武一宗」事件且不必說，近世以還，佛教又一次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打擊，從教產興學的浪潮到爭取佛教權益的頻遭失敗，從僧伽制度改革的破產到佛教內部爭權奪利的相互消耗。大師親眼目睹了這一切，深深感到末法時代的痛苦現實。但是，面對如此的形勢，大師不僅沒有氣餒，反而進一步激發起他為法忘軀而竭盡全力的勇氣和信心。

大師立足香港，放眼世界，高瞻遠矚，對於復興佛教有著自己獨特而深刻的理解。在他看來，要使佛教具有的長盛不衰的生命力，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它的某些內容成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使之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到佛教的洗禮，這是佛法久住於世的最可靠的保證。於是，大師由此聯想到仿照南傳佛教國家的慣例，爭取將釋迦牟尼佛的誕辰日作為香港市民的公共假日。然而，在當時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要取得這樣的地位和實現如此的目標，真是談何容易！幾度努力的遭遇挫折，沒有動搖大師的一貫信念。他堅信祇要是上順佛菩薩的聖意，下合廣大香港同胞的願望，就一定能夠實現！在仔細分析了不成功的原因之後，大師決定改變策略，以待時機。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順利回歸。此後不久，大師被國務院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對《基本法》尤其是宗教條款的起草，頗費心力。尤可稱道的是，終於實現了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為香港公共假日，嘉惠民眾。這是近代以來佛教史上罕見的重大事件，大師的功德無可限量。同年，又因機緣成熟，促成中央政府批准北京佛牙舍利蒞臨港島，當時有超過四十萬的市民前往禮拜瞻仰，滿心歡喜。回歸後第五年，大師再一次為佛教爭光，並得天時、地利、人和，所以成功迎請陝西扶風法門寺佛指舍利來港供奉，又受到百萬信徒及各界人士的瞻仰膜拜，成為前所未有的不朽盛事。

大師又是那種捨己為人的人，為了香港、內地乃至於全世界的佛教事，他可以捨棄自己的一切，用佛教的話說，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這種精神從何而來？這是人們所關心的。記得天台宗的前輩大師智者在石城回答弟子詢問所得果位時，曾說這樣的話：「我不領眾，必淨六根；為他損己，祇五品內位耳！」意思是說，本來如果自己不領導大眾焚香熏修而顧自精進不懈的話，是一定能夠成佛的（淨六根），現在由於事實上捨己為人，所以祇得了五品弟子位。這是佛教常說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精神！一直以來，天台人往往以智者大師的所作所為為效法，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將天台的精神薪火相傳，未曾斷絕，大師是天台宗的四十六傳人，曾創辦香海正覺蓮社，弘揚淨土法門，至今不輟。並設寶靜大師紀念堂及衣缽塔，又會同海仁、筏可、優曇、陳靜濤諸法師居士，重組香港佛教聯合會。又創立觀宗寺，作為重興天台四明教觀宗風之道場。多年來，大師一以貫之的努力不懈，應該是受到智者大師榜樣的感召而為佛教默默奉獻，又無怨無悔的吧？更為難得的是，大師還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寬厚長者。記得一九九○年夏日，我去香港時，曾特地去觀宗寺拜訪他老人家，他一幅慈眉善目的菩薩像，說話慢聲細氣，和藹可親，祇是說到佛教缺乏可用的青年人才時，才顯出憂心如焚的模樣。這時候，周圍非常安靜，偶爾能感覺到遠處汽車駛過的震動，大師的聲音在殿堂裡回蕩。殿堂正中央是釋迦尼佛的聖像，左右兩旁分別是迦葉和阿難，前面放著兩排古典家具，整個陳設莊重而典雅。當時，《香港佛教》的主編秦孟瀟居士也在座，他談笑風生，講一些叢林裡有趣的小故事，氣氛十分融洽。

中午時分，大師堅持要親自陪同我們用膳。席間，大師一邊吃，一邊還特別指著阿難的像，語重心長地說道：「佛教必須要有這樣的接班人，才有復興的希望啊！」大師說話時充滿期待的神情，至今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由於秉持這樣的理念，大師在晚年還千方百計，積極創造條件，協調各方關係，籌備開辦香港僧伽佛學院，第一次招收內地的年輕僧侶，赴港修學，著力培養佛教的後繼人才。現在首期學僧經過一定時間的學習，不但學業大進，比以往提高不少，而且積累了相當的社會經驗，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為以後的弘法利生打下扎實的基礎。由此可見，大師對未來佛教的悲心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