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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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佛教的起源及早期發展 香港佛教的發祥地。相傳，公元三一七年至四二○年間，南北朝時期的梁朝劉宋元嘉年間，有一位杯渡禪師來到東莞所轄的屯門，駐錫於青山。據嘉慶本《新安縣志》記載，「海上勝景也，昔劉宋杯渡禪師駐於此因名。」《柬莞縣志》亦記載「廣州圖徑，杯渡之山，在柬莞屯門，界三百八十里。耆舊相傳，昔日杯渡師來居屯門。因以為名。」，歷史上曾因杯渡禪師駐於香港的新界青山，而被稱為杯渡山。正是杯渡禪師、開創了古新安縣境即東莞一帶的佛教之風。香港佛教的發祥於屯門青山。 至今在屯門青山仍保留有青山禪院（始建於1926年）。寺院山門前的對聯「十里鬆杉藏古寺，百重雲水繞青山」，生動描述了早期佛寺的古雅雄渾，也印證東莞地方縣志所述的史實。在青山山腰上，至今仍有杯渡寺、杯渡岩及杯渡禪師的石像。在新界元朗廈村，另有一座靈渡寺（建於1927年），也是因杯渡禪師駐錫此地而修建。「杯渡寺」和「靈渡寺」，與香港文化，共滄海、共桑田，既是香港佛寺的歷史源頭，同時也是香港文明的發源象徵。 在民間，一千多年來，一直流傳著杯渡禪師法力高深、多行神跡的故事。據梁，慧皎法師《高僧傳》記述，杯渡禪師是位四十多歲的印度高僧，無真實名字，因其乘大木杯渡水而得名。早先居留建康，初見冀州，後浮木於水、抵京。南行屯門出海後，再無返回。杯渡禪師曾以佛咒治愈久病的老婦；一夜間為佛教徒存儲大量食糧；還喻言過災年的發生，勸人行善消災。杯渡禪師，出沒無常，淡泊自甘，行縱飄忽，慈悲濟世，為後世景仰。 香港早期佛教。香港佛教歷史雖可追溯到南北朝，但有據可考的佛寺，則要回溯到明代洪武年間，即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在新界的錦田，望族鄧洪儀長子鄧欽，為庶母黃氏奉佛靜修，專門建有「凌雲靜室」。宣德年間即公元一四二六年至一四三五年正式建寺。清朝道光二年即一八二二年，重修「凌雲靜室」，改名「凌雲寺」。一九○○年妙參法師重修，成為弘揚佛法的早期道場。後來一九一七年，在「凌雲寺」側首間禪堂落成，年末接納尼眾，開始有了「女叢林」制度。 據佛教研究史家記述，早期佛教的重心集中於大嶼山。自清代光緒年九年即公元一八八三年的鹿湖精舍興建起始，從大陸來的一些佛教修道者，以山居清修為樂，自發地在山林之間，築靜室，修茅蓬，相繼建起了一個個「小茅蓬」、「小靜室」，卷跡叢林，過著簡樸、清淡的農禪生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大嶼山修築的茅蓬、靜室，共達七十六間。與此同時，在新界的荃灣、屯門、元朗、粉嶺、沙田等地，也有若干寺院和靜室。 在所有茅蓬、靜室中，有十方道場之稱的大茅蓬最為著名，它就是今日地處大嶼山昂平的寶蓮禪寺的前身。一九一○年即清宣統三年，由果修法師重修「鹿湖精舍」，易名為「普明禪院」。此禪院地勢奇佳，環山面海，成為僧人清修首選之地。二十世紀初，先後有大悅、頓修和悅明三位禪師抵達、相繼在昂平建小茅蓬，成為開山始祖。一九二四年，由鎮江金山寺來的紀修和尚，出任「大茅蓬」的第一代主持，此後「大茅蓬」改名為「寶蓮禪寺」。因紀修和尚主持，內地僧眾紛紛前來，當地的許多「小茅蓬」亦向「禪寺」靠攏，漸漸形成了以「寶蓮禪寺」為中心以農禪生活為特徵以禪宗為代表的香港早期佛教。
二、香港佛教的發展歷史階段 香港佛教在經歷了早期的「茅蓬時代」後，於二十世紀初開始漸漸與香港社會的發展相結合，逐步出現城市化趨勢。從二十世紀初到九十年代初，香港佛教大致經歷了兩個大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八年，從鎮江金山寺紀修和尚來港當「大茅篷」第一任主持開始到香港佛教聯合會的 創立。香港佛教經歷了由「茅蓬佛教」向「城市佛教」的演進，「城市佛教」倡導「人世」的傳道方式，由「弘揚佛法」向「參與社會」縱深發展。其中，創辦佛教學校標誌著香港佛教參與社會取得實質性發展。 「茅蓬佛教」在兩任「大茅蓬」主持期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香港佛教建設出現了向禪宗大步躍進的局面。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年，紀修大和尚從內地來到大嶼山出任「大茅蓬」主持，歷時六載，使早期的香港佛教出現了新的局面。有三大轉變：一是分散的茅蓬形成了統一的佛教中心，大和尚被當時佛教界譽為「登高一呼，群山響應」，大茅蓬吸引了許多佛教徒前來，不期前來參修者，多達數十人。二是香港佛寺及僧人的建設與管理同內地佛教的軌範相接。紀修和尚將金山寺的全部清規儀制運用於「大茅蓬」，並首建了大木屋，用作禪堂。三是香港佛教向著以禪宗為主要流派的方向演化。紀修大和尚將「大茅蓬」改名為「寶蓮禪寺」，一九二五年開始了秋期傳戒，一九二八年建成大雄寶殿，方丈室，客房。一九二九年建成五觀齋堂。奠定了禪寺的傳統與特色。 從一九三○年開始，筏可和尚出任第二任主持。一切儀制，蕭規曹隨。在筏可和尚的時代、中國佛教的「禪農一體」更為突現，寶蓮禪寺的農禪生活，影響日深，求道者紛紛而至。禪宗的「法制」、「規模」及「器度」三者並行發展。其一，禪宗的法制更加明確。三年舉行一次「秋期傳戒」（律）；每年元月舉行「禪七」法會一次（禪）；每年農曆四月，七月，九月，修建「大悲法會」（淨，密），各一次。律、禪，淨，教，密，五宗宏布。其二，寶蓮禪寺的規模有了空前的發展。從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年間，先後建成韋陀殿、彌勒殿、「妙湛總持」山門牌坊、筏可和尚親筆題刻「寶蓮禪寺」匾額、妙法蓮華經塔、羅漢塔、客房、雲水堂、禪堂、東石圓門、西石圓門、安樂室、指月堂、地藏殿等寺內建築，還塑鑄了地藏菩薩銅像、銅鐘、南洋玉佛一尊，供奉大雄寶殿內。其三、禪寺的「器度」和「胸襟」更加深廣。寶蓮禪寺自創寺之日起，從深度和廣度兩個方向擴展。深者，「五宗宏布」，「持之以恒」，除香港淪陷期外，未曾間斷，保障了禪宗的精義。廣者，「一粒同餐、分甘共味」，廣納十方僧眾，「可住則住，慎勿虛延、欲行則行、母勞擬議」，對於雲游至此的僧人，提供食宿，一律接待。一九三八年一度成立「嶼山佛學院」，立意培養僧材，拓展佛教教育。與此同時，寶蓮禪寺為培育僧材、弘揚佛經教義，注意「德育培訓」，從開山傳戒至今，已接納了包括內地、臺灣、本港、新加坡、印尼、尼泊爾、錫金、美國、加拿大等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求道者授戒。 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香港佛教出現了較大的躍遷。由「茅蓬」向「城市」轉化。香港佛教由「禪農自給」形態向「市區社會」形態的轉變。歷史上禪宗隱居山林，自給自足的佛禪生活，隨著香港社會的發展及時代的變遷，出現了突破農禪自給的新轉變。弘揚佛法，推廣佛教、走出山林，步入都市，弘法新形式新方法新組織相繼現出、佛教與香港的都市生活開始融為一體。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創辦佛教學校。香港佛教進入市區社會的重要標誌，就是創辦第一所佛教學校。一九三○年，何東夫人張蓮覺及靄亭法師於香港波斯富街正式創辦了香港佛教學校寶覺義學。其後，發展為寶覺女子中學，在澳門及新界洪水橋設有分校。寶覺學校以為貧家女子提供教育機會、為佛教培育人才、為國家培育人才及為香港社會培育人才等為其教育目標。該校以慈悲博愛，國家興亡，人人有責為發展方向，體現了戰前佛教參與投身時代，為國分憂的愛國愛教精神。課程設置大多適應貧家女子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技能，如珠算、縫紉、編織，以保證她們獨立謀生。一九四五年佛教學校大光義學於新界大埔成立；一九四六年青山義學於屯門成立；一九四八年志蓮義學於九龍鑽石山成立，同年佛教耀山學校於九龍加林邊道成立。這些學校都遵循了「入世宏化，參與社會」的辦校思想。 創辦佛教團體。一九三九年法靜法師在港首建「靜廬」，為佛教從山林走向市區提供了發展模式，隨後創立了宏法精舍佛學院。二戰前，香港知識分子中一批佛教居士周壽臣、蔣法賢、劉德譜等組織成立了香港佛學會，推舉高浩文為會長。進行經常性佛學研討，念佛，並請法師講經。二戰後，香港社會滿目蒼痍，孤兒乞丐，觸目皆是。為了給劫後餘生的香港社會提供精神依托、覺光法師在陳靜濤、王學仁等居士的支持與協助下、創辦了香港正覺蓮社。針對市區社會人心虛浮等弊病，提供持戒以自律，念佛以淨化自心，將自行化他的佛教理念融入市區生活，在港首開「嚴持戒律，宏修淨土」的佛教先風。與此同時，蓮社還舉辦了「108周念佛活動」，每次參加者在廿五至五十人間，廣泛團結四眾信徒，形成了以淨土宗（晉代慧遠大師首創淨土宗）為主要特色的都市佛教風範。戰後，香港佛教另一重大轉變，就是創辦了佛教聯合社團。一九四五年香港佛教聯合會正式成立。推筏可大和尚為會長。其宗旨就是肩負戰後建成香港的使命，團結香港佛教僧俗男女，聯合佛教四眾，弘揚佛法，同修佛道，上弘佛法，下濟眾生，以社會弘法方式及教育宏化方式，取代農禪傳統弘法，為香港佛教發展開拓新方向。 創辦佛教刊物。一九三一年，香港佛教首份刊物《人海燈》正式出版發行，創辦人、編輯、校對、發行，都是佛教徒，並來自佛教寶覺儀學女校監、女校長、女教員、女學生。在二戰前，該刊物成為香港佛教界頗受歡迎的讀物，使城市居民及佛教徒能夠汲取佛教教育，在茫茫人海中，看到導航「明燈」。這份刊物對於戰前「烽火離亂」香港貧家婦女的處境及人們徬徨的心態進行了適時介紹，並啟發世人面臨亂世臨降，必須要有憂患意識，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經過戰時的停刊，後又復刊。繼《人海燈》後，相繼又出現了《寶覺同學》、《寶覺季刊》、《無盡燈》、《圓音》等刊物。 推廣佛教音樂。在二戰前，由知識分子組織的香港佛學會在宗教實踐及教義宏化方面做了積極的探索與改進。城市的市區佛教，除了請法師講經外，佛學會還極力倡導並推動念佛與音樂合一，致力五會念佛。五會念佛是，分別以二音，五音，七音，二十音；收板，共五組樂韻，持續以五種格調，輪替變化旋律，往返重復、唱頌佛號：「南無阿彌陀佛」。念佛音和諧、悅耳、易學。香港佛學會根據大勢至菩薩自述念方式，編訂了《五會念佛新聲》，組織寶覺女校學生，參與唱念，灌製唱片，推廣流行。戰前有廣州及廣東各大寺院流行，深入人心，影響深遠。 一九四一年，日本軍佔領香港，香港淪陷三年八個月，大多僧人逃難到內地，筏可和尚應請到廣州灣，持名淨室，講彌陀經。大嶼山缺糧，筏可和尚，為山上及青山大眾請命化緣，匯港救濟糧食。香港佛教活動一度中斷。戰後，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香港佛教不斷與政府合作，從事慈善事業，城市佛教緩慢恢復，香港佛教有了空前發展。 第二階段，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三年、從北僧大批南下香港到內地佛教協會協助寶蓮禪寺建成天壇大佛。香港佛教經歷了由吸納內地僧眾來港全面發展佛教事業，到同內地佛教交流合作拓展活動空間的發展歷程。這其間，香港佛教抓住了兩個機遇，一是抓住內地僧眾大量南下抵港及大批難民涌入香港的機遇，拓展佛教慈善及社會服務事業；二是抓住內地改革開放的機遇，積極尋求內地佛教界的支持。擴大香港佛教的影響力。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佛教，無論是佛教團體、佛教場所的建立及佛教傳法活動，還是佛教團體辦的醫療、教育、慈善及社會服務等公益事業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出現了全面興盛的局面。 北僧南移。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解放，歷史發生巨變。內地百姓成批南移香港。他們或在香港定居，或經香港轉移至某國家或地區。這些南下移民中，既有知識分子、商人、醫生、律師，也有佛教僧人。其中，在南下僧人中，既有來自白山黑水、長城內外的，也有來自大江南北、兩廣兩湖的。面對全國各地來的僧人，香港佛教界在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仍予以熱情接納。香港郊區一些初創的精舍、靜室及本土佛教徒建的木屋等，成為新移居僧人的投靠之隅。掛單人數最多的，首推新界荃灣的東普陀寺。當年東普陀寺主持對內地僧人採取了無條件接納的姿態。一天之內，聞風所及，多達二千人。據資料統計，到一九五一年仍在東普陀寺掛單的僧尼多達七十九人。香港本地佛教界及港九信善，為內地來港佛教僧眾建竹棚，捐糧油，同甘共苦，共渡時艱。正是依靠患難與共、肝膽相照的精神、來自內地的僧人同香港佛教界一起、共同開創了香港佛教數十年的穩定發展局面。 創立佛堂、僧校和僧伽會。新來港的內地僧人給香港佛教帶來了生機與活力。聚集荃灣的新移民僧人在香港僧人茂蕊早先建的東林精舍基礎上，於一九五二年建成了位於芙蓉山東林念佛堂，專修淨土宗。堂內有淨土宗泰鬥印光大師紀念堂，紀念塔。開山住持為定西法師（天臺宗法第四十四世）。該堂終年定香念佛、過午不食，嚴謹修持，在港較有影響。一九六二年獲政府批準成立東林念佛堂有限公司。其後，一九四八年倓虛大師在港創辦首間佛教僧校華南佛學院。經過兩年的籌備與招生，一九五○年正式開班，學員均是南移香港的僧侶。倓虛大師兼任院長和主講。僧校董會由五人組成。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先後有兩批學僧畢業，分赴世界各地弘法。一九五四年因學僧生源成問題，僧校暫停。一九六一年、由優雲、寶燈、覺光等發起，籌組香港佛教僧伽會。一九六三年正式注冊。一九六九年成立有限公司。僧伽會的宗旨就是為發揚佛教教育，培養弘法僧材。（續下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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