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三、僧侶與學習

　　 五十年代，「學習，已經成為全國人民日常生活裡的一件重大事情，大家在學習的愉快生活中都培養成一種愛好學習的優良習慣。從上級到下級，從城市到農村，從少年到老年，都充滿學習的氣氛，都鼓舞著幸福的前途，這是新中國人民從資本主義世界過渡到社會主義世界的新氣象。」28在這樣的氛圍裡，作為公民的佛教徒是難以置身事外的。不少寺院的學習任務已影響到僧尼的日常修持，嚴重的甚至出現了「學習第一，生產第二，修持第三」的現象，29而有的寺院乾脆祗有愛國主義學習和農業生產兩項工作，其他事情均可忽略不提。總之，整個五十年代佛教的最大特色是學習，這一點毋庸置疑。而學習愛國主義和宗教政策則是這十年學習中的主要內容。《共同綱領》、批評與自我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思想改造等等非常之多，此與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佛教都截然不同，這一點從中國佛教協會主辦的刊物——《現代佛學》雜誌所刊登的內容就可以看出來，其中有關學習的內容要佔去相當大的篇幅，上海的《弘化月刊》雖然學習的內容略遜色於《現代佛學》，但其重要性卻是一致的。而且五十年代後期學習的內容更多，佛學研究的文章幾乎成了點綴。這是由於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原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滅亡，對佛教來說，迎面而來的是全新的社會類型和全新的思想理念。在此情況下，如何生存已成為僧伽的當務之急，不學習是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的。

　　 學習運動的興起，肇始於巨贊法師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十六日開辦的北京市佛教徒學會僧尼學習班。30辦班的初衷是「鑒於佛教真理湮沒無聞，被誣為迷信唯心，同時佛教徒對於新民主主義及馬列主義新學說不認識，徒增疑慮，應相互學習，融會貫通。」31原先的目的是為了在短期內用速成的方式培養一批能適應新形勢的佛教幹部。此後不久，全國各地寺院、庵堂陸續開始仿效，擬訂學習計劃，編排學習小組，成立學習會，逐步掀起了一場學習的熱潮。僧尼們主張認清時代，自覺自願地解放自己，肅清一切殘餘的封建思想、迷信思想，脫離半封建的生活制度，樹立佛教正確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來整理佛教。後來，這種學習（儘管在方式、內容及目的與當初北京僧尼學習班已有諸多不同）似乎漸漸成為一種無形的制度，在一九五三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上還專門通過了一項《廣泛組織愛國主義學習》的決議。因此，學習運動不但貫穿於整個五十年代，直至「文革」開始，而且至今仍有其重要影響。

　　 上海佛教界也不例外，祗是起步似乎較晚。在中國佛教協會通過有關學習的決議之前，雖已有零星、個別的學習，如一九五零年有上海佛教會和上海僧青年聯誼會曾舉辦過學習班。32但缺乏組織和計劃。真正較大規模的學習活動的開始，是在中國佛協通過學習的決議之後。

　　 當時，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佛教支會在市委統戰部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指導及協助下，舉辦學習會，學員以佛教支會委員為基礎，同時吸收各寺院、團體有代表性人士共六十一人、進行愛國主義和宗教政策的學習。從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開始至十月十七日結業，中間休息八天，實際學習時間共五個星期。這是上海市佛教界第一次組織的有計劃的學習。

　　 為便於領導和掌握學習的進行，佛教支會設立了學習委員會，委員會下設總務組和教育組。學員共分四組、每周三天自修，四天集體學習。每次小組討論後，即召集組長彙報，並於次日舉行教育組工作人員彙報，研究情況，討論學習佈置，除每組指定人員記錄外，小組成員也提書面彙報，以便全面掌握情況。參加學習的六十一人中，有比丘二十九人，比丘尼九人，其中講經法師十人，寺院負責人十七人，重要職事十人，居士二十三人。凡舉行大報告時除學員參加外，且邀請各寺院、團體四眾弟子參加聽講。

　　 學習開始時，由市宗教處處長向學員講話，學委會主任作啟發報告，通過對話和報告，住學員們明確了學習目的，端正了學習態度。學習分為兩個單元進行：第一單元是目前形勢的學習。期間共舉行了三次大報告，同時還放映了《和平萬歲》、《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九五二年國慶節》和《白毛女》四部影片。各小組共舉行了九次會議，針對學習的內容展開討論和漫談。第二單元是宗教政策的學習。開始時由學委會主任作報告，總結上一單元學習情況，解答一些問題，並佈置本單元的學習重點。還是由宗教處處長作宗教政策報告，指定閱讀佛協文件，放映電影《光明照耀著西藏》，小組共舉行六次會議，進行討論和總結。33ヾ

　　 從此，政治學習就成為僧尼出家生活中的常課。例如，學習國家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總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等。尤其是在一九五四年上海佛教協會成立、有了統一的領導機構以後，學習逐步制度化，其方式和內容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和完善。

　　 通過不斷地學習，僧尼的思想認識得到了很大提高，從由開始的不情願到自覺自願地參加，不但對國際形勢有了比較正確的理解，對新中國各方面的偉大成就和光明前途有了認識，從而提高了愛國熱情，而且糾正了愛國愛教相提並論的錯誤看法，明確了愛教首先要愛國，而愛國就是愛教，二者不是對立的，同時認清了新中國的宗教政策，確信信仰自由、正當的宗教活動是受到政府保護的。因而能夠自覺地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積極投身於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等項事業，如積極開展生產自救運動，具如上述。在抗美援朝的運動中，發動僧尼捐獻「佛教號」飛機；踴躍認購政府發行的公債，支援國家建設等。所有這些，都是通過學習、提高認識之後，具體落實在行動上的結果。

　　 佛教界五十年代的學習，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有其正確性和必要性的，但是，在學習中也暴露出一些嚴重的問題，比如，過分強調劃清敵我界線，協助政府肅清一切敢於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分子（「肅反」）等行為，終於導致一九五五年八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揭發所謂上海佛教青年會內的「反革命集團」和上海金剛道場反革命分子清定的罪行事件的發生，以後又有同年九月上海佛教協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大張旗鼓地的批判行為，使當事人蒙冤入獄。34儘管這是當時的形勢所迫，不完全是佛教界的主觀願望，但教界的自我相殘，似乎也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

　　 總而言之，五十年代的上海佛教界在急劇變化的形勢面前，能夠順應時代的洪流，及時調整方向、駕御佛教的航船在急流險灘中穿行，不至於傾覆，表現出上海佛教領導層相當的智慧和勇氣，以及審時度勢，掌控全局的能力與信心，同時借助時代因緣的推動，促成了幾件為佛教增光添彩的大事，使佛教在上海佛教徒的心目中依然有著足夠的分量，並使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的初期，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28遊有維《為甚麼要學習時事政治》，《弘化月刊》第一八二期、1956．7．25。

29雲性《蘇州靈岩山寺當選集體優撫模範的事實和經過》，《弘化月刊》第一四六期，1953．7．25。

30學習班設在北京東直門內羊管胡同極樂庵，學員共三十名（比丘二十人，比丘尼十人），由北京各寺庵擇優推選，經過考試甄別錄取。學習期限三個月、其費用由各寺庵勸募捐助，開設的講座有「社會發展史」、「新人生觀」（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宗教股郭鵬主講）、「佛教發展史」（由北京佛教居士林林長周叔迦居士主講）、「今後佛教徒的任務」（由留德學者潘懷素先生主講）、「佛教人生觀」（由巨贊法師主講）等。

31方子蕃《京津佛教新動態），《弘化月刊》第111期，1950．8．15。

32轉引自崔芳《我脫下了袈裟》一文，上海〈新聞日報〉1950．6．29上海圖書館藏本。

33《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佛教支會臨時學習委員會工作總結（節要）》，《弘化月刊》第一五零期，第4頁，1953．11．25。

34詳見1955年11月25日《弘化月刊》中，《中國佛教協會和上海佛教協會理事會第二次（擴大）會議揭發上海市佛教青年會內的「反革命集團」和上海金剛道場反革命分子清定的罪行》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