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二、生活與生產

　　 為適應社會主義國家的新形勢，結合佛教的優良傳統，實現佛教生存方式的戰略轉型，上海佛教界也走在全國佛教的前列，做了大量的工作。由於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原先寺院賴以生存的租息、募化、香火、經懺等項經濟來源，大幅度減少或不復存在，因此，佛教寺院的僧眾要想維持日常生活，不被社會淘汰，僧伽經濟必須在「勞動生產」的條件下，自謀解決自給自足的問題，才有可能。僧伽生活的「生產化」在當時的全國已普遍的展開，即便以全國叢林一致推崇的精修道場——蘇州靈岩山寺為例，也在實行僧伽的農場生產工作，但以不廢修持為原則13。

　　 事實上，印度釋尊在日，掃地、洗衣諸事都自己做，許多大弟子和歷史上有名的僧尼、居士，也往往非工即農。中土宋以後寺院的管理全靠《百丈清規》，唐朝禪宗的百丈禪師九十多歲還在工作，無論其弟子怎麼勸阻，總不能改變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思想主張。因此說，自力更生，自謀衣食，或者說「農禪」的形式，不但是禪宗的傳統，也是整個中國佛教的傳統。因此，早在四十年代，由於國內生產落後，經濟不振，加之禍結兵連，生計艱難，出家僧尼，早已入不敷出，鮮有可儲者。所以，當時即有楊智堅即撰《論此時佛教徒應有之職責》、《生產弘法說》兩文提出來討論，以為出家僧尼，肩弘法利生之重任，亦末必不可於課誦宣導之餘，不礙淨修，出其餘力。或從事生產，或操作女紅。果如是，不僅弘法之資，不至無措，而國力民生，亦可以裕，豈不盡善盡美14！後又有鄭頌英的《僧伽勞動制度持平論》等文參與討論，其中說：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了生產建設的新民主主義時代，為了自給自足，政府號召全民努力生產。至於僧人為糾正過去徇俗應赴遊墮式生活的積弊，配合政府生產的法令，而作從事農工生產的勞動制度，來糾正積弊，解決生活，不可謂非合理的轉變；何況，「遵守國法」也是僧人基本戒條之一。

　　 同時，文章中還提出了十一條很重要的應當注意的問題15，這在當時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建國初期，由於社會形勢變革等種種因緣，全國不少地方的寺院或相關機構「土改」後雖然分得土地或山場，且免徵稅，但依舊先後發生嚴重的經濟困難16。上海佛教界也不得不開始轉變觀念，積極應對，在圓瑛、應慈、持松等大德的領導下，先後召開各種會議進行討論動員，決定走在全國的前頭，於修行辦道之外，向農工方面，從事生產。在此思想指導下，玉佛寺、清涼寺、淨土庵等本著「配合社會人民的需要而為自己謀生存，為人民謀福利」的原則，率先在寺院裡開辦「人民食堂」17，對外營業，一律素食，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和較好的服務，爭取「回頭客」，深受消費者的歡迎。因此、寺院開辦食堂，一時風行。據有關方面統計，這類食堂最多時曾達到十八處。

　　 龍華寺，則又是另一種形式。該寺原有園田數十畝，一向以種植桃花、菊花等花卉植物，在春、秋兩季招攬遊客。一九五零年底，寺裡除開墾種植之外，得某護法居士之助，開辦龍華寺造繩廠，利用稻草編造，銷路很廣18。當時滬上寺院中，佔比例較多的是由僧尼組織的手工業生產小組19，直接從事手工生產，如慈修庵成立的三義縫紉社、當時的蓬萊區尼眾組織的人造花生產小組、下海廟手套生產組、普願精舍毛巾組、龍華寺搓繩組等。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期間20，佛教界還在市郊的大場設立了農產品的生產基地，又在龍華寺開設燈泡鋼頭工廠，其產品遠銷南京、浦江、天津、漢口、杭州等地，供不應求21。為廣收原料，又附設廢品回收點，收購舊燈泡、廢舊鋼頭等，以開闢僧伽經濟的新來源，適應當時全新的社會新環境。但是，當時也有續可法師等人提出，僧尼參與生產應當遵循這樣的基本原則：「修持第一，生產第二，讀書（包括研究）第三」22。這是因為由於過分強調生產的重要性，已出現忽視乃至廢棄戒律及修持的情況23。

　　 然而，這些手工作坊式的生產小組一方面由於僧尼不懂經營之道，加上從事具體工作的人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訓，產品質量難免受到影響，因而大多數銷路不佳，有的小組成立不到一兩年就倒閉了，最長的也不過維持了七八年而已。既然僧尼不善經營，又缺乏生產技能，所以不久就出現了第二種生產方式，即將寺院改為工廠，僧人還俗後，或就地劃歸該廠編制，成為正式工人，或經有關方面斡旋，另行轉業安置。這種方法雖徹底解決了僧尼的生活出路，卻是以犧牲佛教的僧寶為代價的，這造成了寺院減少，僧尼被迫還俗的嚴重後果，如南市小南門三昧寺住持因沒有人來做經懺佛事，寺中生計無著，又參加學習班的學習，思想發生急劇變化，遂決意還俗，更名崔芳參加生產。還寫了《我脫下了袈裟》一文，刊登在《新聞日報》上24，內地其他報紙也競相轉載。這是五十年代僧尼流失最常見的現象。又如，曾任寶山淨寺住持的從達法師，一九五七年從江蘇丹徒縣來滬上蓮花寺任職。本想一心辦道，弘法利生。無奈蓮花寺是座小廟，經濟來源枯竭，無法生存，次年即轉至上海美倫毛紡廠。未幾，又被調往上海繡品廠工作。不過，從達法師以居士身努力工作，吃苦耐勞，其崇高的品德及優異的成績，贏得全廠工人的高度讚賞，被評為勞動模範25。又如，靜安寺的中定法師後來到一家工廠裡做了一名管子工，等等。都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此種情形與建國前夕國內佛教僧尼出現較大流失的現象相類似。當時，社會動蕩不安，新的思想潮流廣泛傳播。年輕、思想活躍又比較激進的僧人，受革命理論的影響，大都選擇上大學或從軍的道路。上海的形勢也有自身的特色，以靜安寺為例，曾在靜安寺佛學院上過學的中流法師，則上了「革命大學」，後來成為教授。部分佛教高層僧尼由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誤解，選擇了出走臺灣或海外，如靜安寺監院白聖法師即在臺北購得十普寺，於一九四九年前往臺灣，還動員住持持松法師一起走，但遭到拒絕。原住南市沈香閣的智光、南亭二法師也在四九年抵達臺北十普寺。還有一些年輕法師「對中共不存幻想，而國民政府的軍隊雖然毀了狼山，但是國民黨還沒有用思想政策來取締宗教，跟著國民黨跑，畢竟還有一線希望。」26於是，也去了臺灣。如現任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創始人、著作等身的聖嚴法師，當時是靜安寺佛學院的學僧，法名常進，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與同參了中法師（現任世界僧伽會秘書長、臺灣善導寺住持）一起去從軍（國民黨的軍隊），輾轉去臺灣的。

　　 此外，在靜安寺佛學院的師生中，分別去了臺灣或海外的還有圓明（日本）、守成（臺灣）、仁俊（美國）、乘如（即自立，菲律賓）、能果（日本）、隆根（新加坡）等27。這樣一來，加上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間陸績離開僧伽隊伍的年輕人，佛教僧尼已經失去了許多新生力量，這種狀況將嚴重制約佛教的長遠發展。可以肯定，即使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歷史性的悲劇，佛教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很難說會有燦爛輝煌的發展前景。這是缺乏年輕人參與的宗教是很難有活力的。（接下期）■


13遊有維《對於靈岩山寺實行生產不廢修持的警覺》，《弘化月刊》第一○一期，第7頁（1949．10．上海軍管會雜誌登記證第五八號）。靈岩山寺提供之《蘇州靈岩山寺各部門福利事業概況表》中亦有「農林場」一欄，《弘化月刊》第123期、第12頁，1951．8．上海軍管會雜誌登記證期字第五八號。

14《弘化月刊》第二十四期，第五版，中華民國32年6月。

15鄭頌英的十一條應注意的問題是：（１）根據「六和」的原則，擬訂配合勞動義務之各種規制：（２）規制中應充分包含發揮優美的佛教精神；（3）每天早晚功課，每月頌戒，必須有精神地修學勿輟；（４）每月排定研教課程，勤修內明；（５）每月有定期的專門或通俗的弘法演講；（６）寺庵應陳設佛學圖書館，宣揚佛教文化；（７）寺僧凡到六十歲以上（規定衰老退休的年齡），則以眾人勞動供養之，疾病者亦然；（８）凡有發心勇猛精進、刻意專修者，供養成就之：（９）不得從事有違根本戒律（與殺、盜、淫，妄、酒等相應）及奢侈品等生產事業：以（10）不得經營販賣商業；（11）寺院及生產部門的所有權不屬於私有的（《弘化月刊》第101期，第1-2頁，1949．10．上海軍管會雜誌登記證五八號）。

16如一九五零年八月成立的「佛教經書護持流通委員會」在《致上海市佛教會、北京巨贊法師函》中，即有「各地寺廟近因生活困難，或在結束解散時」云云，此中情形，不難想見。（《弘化月刊）第111期，第12頁，1950．8．）浙江天臺山華頂寺，原先一直由天臺宗大德、上海法藏寺住持興慈法師主持，並維持生活所需，住僧皆苦志精修。自興老圓寂後，該寺道糧發生嚴重困難，出面維持大局的聖老和尚無計可施，到了祗得來上海募化齋糧的地步。（《弘化月刊》第一一四期，第16頁，1950．11）還有，寧波天童寺的僧眾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全靠大眾砍柴、每天挑到十五里外的街上去賣、然後買米度日，方丈帶頭，全體參加，沒有例外。當時柴賤米貴，粥少僧多，每人每日祗能吃兩頓稀粥。（塵空《天童之行》，《弘化月刊》第157期，第16頁，1954．6）又如，具有三十年歷史的北京中央刻經院因經濟困難，無法支援，宣告停業解散，將佛學經書、經板作廢紙、廢物論斤出售。（《弘化月刊》第109期，第12頁，1950．6）

17人民食堂，又稱為「人民蔬食處」或「和平食堂」，基於佛教「不殺生」的原則而來。（《弘化月刊）第五卷，第101期，第8頁，1949．10）

18《弘化月刊》第一一五期，第32頁，1950．12。

19手工業生產小組，是我國五十年代實行的手工業合作化的低級形式。主要有兩種方式組成：一種是由人數很少的手工業工人自願聯合起來，籌集股金，購買或租借生產工具、集體生產。另一種是把獨立的手工業者或家庭手工業者組織起來，由供銷台作社、消費合作社用加工訂貨的方式、供給原料和替他們推銷產品。但生產仍舊是分散進行的。上海寺院僧侶所從事的手工生產，主要是第一種形式，而在銷售方式上又兼有第二種方式的某些特點。

20大躍進，指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中國在經濟建設上開展的群眾運動。一九五七年八月，《人民日報》社論提出「躍進」的口號。次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由此在全國展開。一九五八年掀起了幾千萬人參加的大煉鋼鐵運動。與此同時，經濟領域各行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使國民經濟遭到巨大破壞。直到一九六零年，「大躍進」運動才得以逐步停止（據《辭海》第二冊，第1734-1735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21（弘化月刊》第七卷，第112期，第16頁，1951．7．上海軍管會雜誌登記證第五八號。

22轉引自鄭頌英《僧伽勞動制度持平論》一文，《弘化月刊》第五卷，第101期，1949．10．

23比如，三湘地區甯鄉回龍山的僧人，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無法從事紡織、印刷工藝等方面的工作，祗能以養豬、養雞、養魚等出售變為現金來維持生計（明真《出家僧尼的生產和持戒問題》，《現代佛學》第二卷，第十八期，第l0頁，1952．2）又如，湖南長沙開福寺的僧人由於素食、肉食的意見不同產生糾紛，最後祗能分鼇吃飯，分寺居住。（明真《佛教徒對於素食與肉食應有的正確態度》，《現代佛學》第三卷，第四期，第22—23頁，1952．12）上海寺院也有少數類似情況，但尚末釀成大的風波。

24上海《新聞日報》1950．6．29上海圖書館藏本。

25《寶山淨寺與從達法師》第8—10頁，寶山淨寺印行本，2000。

26聖嚴《聖嚴法師學思歷程》第18頁，臺灣中正書局，1993。

27覺真《此心安處是吾鄉》第280—284頁，東方世紀雜諾誌社印行本，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