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題目，擱筆再三。筆者對茗山法師高山仰止，尚不敢妄稱躋於門牆，何況探其堂奧。也只能以朝山者的態度，沿著茗老一生行蹟，作一瞻禮。

一、歸儒入佛，避世出家。

　　 茗山法師，出生於書香門第，其父錢公為前清秀才，其母張氏是位虔誠的五戒優婆夷。他幼承庭訓，又讀私塾十年，深受儒家的浸染。他說過：「我對孔孟之學，如忠恕、孝悌、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印象很深，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方法。」同時，從小母親帶他進香拜佛、聽經、參加佛事活動，種下日後萌發出家為僧的因。

　　 在他親筆所書的《自傳》裡，直言無諱地談到：「我的出家，首先是受到母親的影響。」「其次，由於多次參加佛七法會，聽到老和尚和法師們的開示。」「聯想到在家煩惱多，出家煩惱少……又覺得儒家道理不如佛家的高深。」「另外，我是一個失學、失業的青年，家庭經濟的困難，使我不可能上中學，我妄想當大官、大將也成泡影，其它各行各業與我無緣，不想學。」「以上種種原因，使我發心出家。」在另一篇文章裡，他講得更為直截了當：「因少懷大志，不願就一般職業，只求上中學、上大學不可能，家庭經濟

　　困難，就想出家。」 在回答「為甚麼要出家」這個問題時，古往今來，無論高僧大德，還是粥飯之輩，實話實說的人，雖非僅有，但確也不多。

　　 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從出家的動機和因緣上，透明地觀察到茗山法師一生行蹟和思想的起始。

二、崇拜高僧，發願成佛作祖。

　　 從發心出家始，茗山法師對高僧的威儀、德行、學識就很崇拜，立下了「成佛作祖」的大願。他的披剃師宏台老和尚，就是當時蘇北的高僧。《自傳》說：「那時，融高、大超、了性等許多老和尚和法師都喜歡我，要我跟他們出家，我卻選擇了德高望重的宏台做我的披剃師。」「在我的印象中，師父威儀莊嚴，步履穩重，態度誠懇，語言緩和……我特信仰地，恭敬孝順他。」

　　 這種情結，體現在他對太虛大師的崇拜尤為突出。他二十二歲時，初見太虛大師，即為其人格魅力所傾倒「初次見面，覺得太虛大師面如滿月，雍容大雅，威儀齊整，舉止安詳，不覺就五體投地」。他在《復許圓照居士》信中說到：「蓋虛大師之福德、智慧、修持、資望、熱心、毅力、忍苦、耐勞……種種美德，尤其是其菩薩心腸，迥非常人可企及也。」崇拜之情溢於言表。正是他所列舉的太虛大師之種種美德和菩薩心腸，形成他心中的標竿，學習的榜樣，努力的方向。這種努力均表現在他一生言論與行持中。同時，他對歷史上的玄奘、鑒真、道宣、如馨等高僧，以及印光、虛雲、能海、仁山、守培、清定、映徹、印順等前輩和同輩的高僧，莫不傾注了崇敬向慕之情。

　　 茗山法師對高僧的崇拜，成就了他自己成為名符其實的一代高僧。他有高僧的願力：他誓願了生脫死，成佛作祖，往生淨土。有高僧的道德：他戒德莊嚴，以「慈悲為室，方便為門」普渡眾生。有高僧的學識：他內外兼通，定慧雙修，講經弘法，勤於筆耕，著作等身，他還是舉世公認的僧教育家。有高僧的風範：他具足威儀，動靜一如，溫文爾雅，平易待人，他還被譽為佛教界的民間外交家。他有高僧的胸懷：關心佛教前途，尤其佛教的信仰建設、道德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和組織建設，以及佛教文化建設，他倡導「人間佛教」思想，他不愧稱為當代僧伽模範、四眾導師，是佛教界的一面愛國愛教的旗幟。

三、深入大乘佛教，實行慈悲主義。

　　 一九四七年秋，三十七歲的茗山法師，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我的慈悲主義》，他稱這是自己「身體力行並深深獲得效驗的一個主義。」「乃敘述我個人實行佛陀慈悲主義的經歷、方便，效驗及解釋疑義。」他給慈悲的定義是「慈，就是犧牲自已而施於他人；悲，就是同情他人而急欲挽救其痛苦。」文中提出「慈悲為室，方便為門」的行持主張，列舉了自已實行慈悲主義的十三種方便：（一）利他；（二）同情心；（三）恆順眾生；（四）公而忘私；（五）不害；（六）廣修供養；（七）忍辱無呣；（八）戒殺放生；（九）看護病人；（十）不說使人煩惱的話；（十一）和悅的容態迎人；（十二）弘揚佛法；（十三）報恩的心願。並進一步說明：「四攝、六度、五戒、十善、十一善心所、三十七道品等，莫不是我實行慈悲的方便。」

　　 《我的慈悲主義》是茗山法師大乘佛教觀的宣言。他宣稱：「主義，即是由思想而生信仰，由信仰而生力量之謂。『慈悲主義』的意義，就是以慈悲心為一切思想行動的指導者。換句話說，就是把我的一切思想行動符合並歸依於慈悲之道。」他的慈悲主義，就是中國佛教的大乘主義，就是「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菩薩主義。這是他數十年來恪守維護，付諸實行，並廣為宣揚的主義。

　　 太虛大師在判攝一切佛法上，對大乘各宗，打破千餘年門戶之見，力持平等融貫之說，將八宗歸為空慧、唯識、真如三宗。茗山法師個人宗派法系上傳承了大溈山的溈仰宗、永寧寺的臨濟宗、焦山的曹洞宗。佛學上，他諳知三藏，熟讀《華嚴》、《般若》、《法華》、《智度》、《中觀》等，及淨土、戒律、密教方面諸經論，並精於玄奘之學。從他寫作於「文革」中的《諸經提要》及《茗山講經錄》等佛學專著中，就可得知他在佛學上的功力。在判攝一切佛法上，他智慧如海，一切無礙。發展了乃師祖太虛大師的思想，判攝中國大乘佛法為『慈悲主義』，則融八宗為一宗了。當然，在佛法的導歸上，茗山法師「對淨土法門有深切的信仰」，認為自己「始終是個念佛人」，「若問何往，往生淨域」。

四、愛國愛教，倡導「人間佛教」思想，努力探索實踐佛教與社會相適應。

　　 茗山法師與他崇拜的所有的高僧一樣，同時也是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早在青年時代，他在《救國與信佛》一文中，就論證了信佛可以救國的道理。八年抗戰期間，他「積極籌辦僧眾救護訓練班，組織救護隊為國家服務」，以實際的言論和行動抗日救國。我常想，我雖出家，但未出國，我是一個國家公民，就應該為國家的振興出一份力。我既在佛教的崗位上，就要以做好這方面工作的實際行動來報效祖國。」他還說過，自己「要說有經驗的話，那就是愛國主義做我的指導思想。」這種講話精神，多年來他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反復宣傳。

　　 一九八四年初，茗山法師在宣講《五戒十善四攝六度》時，就對趙樸初會長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的號召作出響應：「趙樸初會長提倡人間佛教思想，就是希望大家奉行五戒十善以淨化自己，廣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覺地共同參加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實現人間的極樂世界。」他還特別從淨土教義的高度，圓融無礙地說明：「現在提倡人間淨上是不是否認西方淨土，是不是否認求生西方淨土呢？我想也不是。我們建立人間淨土，正是效法西方淨土阿彌陀佛的大願，把我們的娑婆世界變成極樂淨土。」「阿彌陀佛一定是慈悲默許的，十方諸佛菩薩一定歡喜贊嘆的。」他用佛法的慧炬，破除了佛教信眾對「人間佛教」思想的疑惑，圓融了「求生西方淨土」和「建設東方淨土」的分別，指明了實踐「人間佛教」思想的方向。

　　 十四年後，一九九八年十月，時已八十五歲高齡的茗山法師著文《中國佛教古今談》，這是表達他佛學思想的顛峰之作。他諦觀「二千年的中國佛教，既有長期的興盛，也有短暫的挫折。」振聾發聵地提出「三武一宗」「法難」是佛教「法久弊深，自身腐敗」的「因果報應」，「留給中國佛教的歷史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它永遠提醒我們及時深省自身隱患。」而今天，「隨著黨的宗教政策的落實，佛教事業日益興盛的同時，絢麗寶幢的另一方面，隱憂在悄然滋生。」他以慈悲之心，列舉「今日佛門之弊」，在「思考著如何認清佛教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如何在總體上把握佛教生存發展的趨勢。」回答是肯定的，「佛教當初傳入中國，就是因為適應了它所處的社會才得以生存發展。今天，我們處在這樣偉大的歷史時期，要使中國佛教永立於不敗之地，也唯有走改革流弊，整頓律風、道風、學風，適應社會之路。」

　　 《中國佛教古今談》指出了「人間佛教」思想的源頭：「大約在一九一五年，（太虛）大師即找到了大乘佛法的之源——人乘法」，「建設由人乘而進菩薩的人生佛教」，「最後，由人生佛教影響社會的十善倫理，普及人群，形成淳厚的民風國俗，建成人間淨土」，「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講的『人間佛教』思想的起源」。

　　 論述了「人間佛教」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在此，又提起他不止一次說過的，趙樸初會長親口對他所言的一件往事「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太虛大師在圓寂前十日，特召趙樸初居士，以其所著《人生佛教》相贈，勉其努力護法。」用以喻示說明趙與自己是太虛大師思想的當然繼承人。他說：「大師遺志得其弟子趙樸初、巨贊、正果、印順、演培等（當然也應有他本人）的繼承，理論體系也得到進一步發展。」經過趙樸初會長在《中國佛教三十年》的報告中，「進而明確指出，『在當今時代，中國佛教向何處去？』『我認為在我們信奉的教義中應提出人間佛教思想』，可以說，趙樸初會長是把提倡人間佛教思想作為中國佛教發展的長期指導提出來的。」他深刻地總結：「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理論的建立，是近代佛教教理改革的重大成就，提倡人間佛教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最可寶貴的智慧結晶。」

五、皚皚昆侖雪，浩浩長江流。

　　 當我們循著茗山法師一生的思想發展軌蹟，回顧他老人家的嘉言懿行，應該說己凸現出其佛學思想的脈絡。

　　 儒家思想打下了做好人、做聖賢的基礎；對高僧的崇拜，使他秉承了高僧們的種種美德和菩薩心腸；深入大乘佛法，以「慈悲主義」為宗；「慈悲主義」使他關懷佛教、關懷社會、關懷眾生，樹立了堅定的「愛國愛教」信念；由「愛國愛教」為目的和歸依，茗山法師全面繼承和發展了「人間佛教」思想，從「佛教教義的理論和實踐」上豐富了「人間佛教」思想的精神實質內涵。他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深刻而又普通的道理：中國佛教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以「人間佛教」思想為長期指導，而「人間佛教」思想的精神實質內涵，就是中國佛教必須努力與社會相適應。我們完全可以認為，茗山法師已初步建立了中國佛教「人間佛教」思想信仰體系的構架，為此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猶如浩浩長江之水，源於皚皚昆侖之雪，感謝茗山法師為我們留下了無盡寶藏。祈願他老人家常寂光中，不捨眾生，乘願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