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上海的時間甚早，相傳在三國時代。佛教就已經傳入上海地區。上海的龍華古寺和靜安古寺，相傳均初建於三國吳赤烏年間(238—251)。但是，古代上海的佛教，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地位並不重要。一直到了近代，情況才有所不同，出現了復興徵兆，並逐步成為全國佛教發展的中心。具體表現在近現代的上海佛教界，涌現出了一批愛國高僧。他們有的以詩文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懷；有的對清末統治者和民國年間的軍閥進行口誅筆伐；有的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撓；有的在建國後積極參政議政，熱愛新中國。

一、愛國詩僧寄禪法師

　　 寄禪(1851-1912)法師，名敬安，別號「八指頭陀」俗姓黃，名瀆三，字福餘，湖南湘譚人，幼年時即父母雙亡，曾從塾師讀《論語》，後因家貧輟學，只能攜書自課。一八六八年到湘陰法華寺隨東林和尚出家。同年冬在南岳祝聖寺於賢楷律師門下受具足戒。後從恆志禪師習禪於衡陽岐山。一八七一年，在湖北登岳陽樓，忽得詩句「洞庭波送一僧來」，受到人們的稱讚，由此開始學習作詩。一八七五年，到鎮江金山寺從大定和尚參禪。其後遍參江南名剎，親近高僧大德。期間，曾於寧波阿育王寺，燃二指供養佛舍利，遂稱「八指頭陀」。一八八四年回到湖南，先後住持諸大名剎。一九○二年出任浙江寧波天童寺住持。一九○八年被推為寧波僧教育會會長。首創僧眾小學和民從小學。一九一二年在上海，適中華佛教總會成立，被推舉為首任會長。曾赴南京謁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籲請保護佛教寺產。後因湖南等地寺產發生糾紛，乃應各地僧眾之請，北上請願，未獲結果，憤慨之餘，於北京法源寺猝逝。著作有《文集》二卷，《語錄》四卷。後人編有《八指頭陀詩集》十卷及《續集》八卷。因其詩篇中有「我雖學佛未忘世」，「國仇未報老僧羞」等句，人們稱他為愛國詩僧。

二、辛亥革命時期的愛國僧人宗仰法師

　　 宗仰(1865-l921)法師，俗姓黃，法名印楞，別號楞伽小隱，自署烏目山僧。江蘇常熟人。幼年時曾拜翁同龢為師，學習儒學。一八八四年在常熟三峰清涼禪寺隨藥龕和尚披剃。一八八五年赴鎮江金山寺受具足戒，並留寺任監院。因天資聰慧，又勤奮好學，終於博通佛教經典，旁及中西政治之學。尤精於詩、書、畫，通曉英、法、日、梵等文，人稱佛門龍象。戊戌變法後，在上海結識章太炎、蔡元培等，共議救國之道。一九○二年，與蔡元培、蔣維喬、黃炎培等人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改良教育，挽救危亡。翌年當選為中國教育會會長。曾主編《蘇報》，倡言革命。因出資刊行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鄒容的《革命軍》，被清政府列入「密拿嚴辦」名單。一九○三年《蘇報》案發生後，章太炎、鄒容被捕入獄，他在滬多方營救不成，遂去日本避難。期間拜謁了孫中山，孫特辟樓下一室讓其居住。後孫中山離日赴檀香山。他慨贈巨款以壯行。不久加入同盟會，決意參加革命。在東京時曾資助留日學生主辦的進步刊物《江蘇》雜誌復刊，常在該刊發表詩作，宣傳愛國反帝，啟迪民心，促清瓦解。一九○四年下半年離日返滬，繼續弘揚佛教。曾幫助哈同設計建造「愛儷園」，主持園中特辟之「頻伽精舍」。一九○八年夏，在愛儷園之頻伽精舍編印《頻伽精舍大藏經》，五年方成，得8416卷。它是我國第一部用鉛字排印的大藏經，後來成為我國常用的大藏經之一。民國成立後，在初建的中國佛教會工作，參與《佛學叢報》的編輯。稍後，協助月霞大師在愛儷園辦華嚴大學。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他作《宋殺憤言》和《討袁篇》，堅決主張討袁。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他謝絕交游，閑戶讀經。一九一四年歸山，復充江天寺首座。一九二○年任南京棲霞山住持，時孫中山首捐銀幣萬元，助其修建寺宇，作為歸還他當年義助革命之款。他將此款全部用作棲霞山寺的修建。宗仰一生大部分時間從事革命事業，堪稱辛亥革命時期的愛國高僧。

三、作詩、寫字表達愛國思想的弘一大師

　　 弘一(1880—1942)大師，俗姓李，幼名文濤，學名成蹊，又名廣侯，字叔同，別號息霜。法名演音，亦稱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於天津。他精通日、英、意三國文字，對音樂、繪畫、戲劇、書法、詩詞、金石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於一九一六年冬，在杭州虎跑寺進行「斷食」試驗。翌年春，成為大慈寺了悟和尚的在家弟子。一九一八年於虎跑定慧寺出家，同年受戒於靈隱寺。後即往來於嘉興、上海、溫州等地，弘揚佛法。期間，曾在浙江永嘉等地閉關潛修，從事著述。一九二六年到江西，駐錫廬山。一九二八年至福建，常住廈門南普陀寺、泉州承天寺和開元寺。一九三一年在浙江上虞白馬湖橫塘鎮法界寺佛前發願專修南山律學。由於他精研佛教戒律，後被稱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他出家後，善於以作詩、寫字來表達其愛國思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他悲痛萬分，於就食時潸焉出涕，對弟子們說：「吾人所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之時，不能共抒國難於萬一，為釋迦如來張點體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人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能無愧於心乎」(《弘一大師永懷錄》第251頁)愛國之心昭然可見。後來他弘法於廈門，戰爭日趨緊張。，各方都勸他避入內地。他置生死存亡於度外，多次向人表示；「因果分明，出家人何死之畏？」(同上第21頁)又說：「為護法故，不怕炮彈」，「對付敵難」，應「捨身殉教」。(同上第231頁)並題其所居之室為「殉教室」。又作詩贈友人：「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同上第252頁)其同仇敵愾、為國捐軀的精神，曾鼓舞了許多佛教徒奮起抗敵，共赴國難。他用作詩寫字來表達其愛國思想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多次書寫「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愛國詩句，分贈各方。他的這一墨寶，在當時的佛教界廣為流傳，影響極為深遠，許多佛教徒在其影響下走上了愛國愛教的道路。在他逝後，為了紀念他在上海的弘法活動，彰顯他的愛國愛教思想，上海佛教界由震華、白聖、夏丏尊等發起，在上海玉佛禪寺成立弘一大師紀念會和弘一圖書館。現在，玉佛禪寺的弘一圖書館和紀念堂均已恢復活動。

四、憤怒控訴日寇暴行的興慈法師

　　 興慈(1881-1950)法師，俗姓陳，法名悟雲，別號觀月，又號瞻風子。浙江新昌人。家世業儒，敬信三寶，一門八人。先後出家。十四歲隨父於天台山方廣寺出家，翌年於國清寺依從鏡和尚受具足戒。後嗣其法脈。一九○七年起，開始獨立講經弘法，受到稱賞。一九一五年、天台山中方廣寺毀於火災，他回山重建，前後十年，方始恢復舊觀。一九一八年至滬，在愛儷園講授《天台四教儀集注》，有沈映泉居士特建超塵精舍，請他主持青年僧伽教育，四方學者齊集，乃於一九二四年起，興建法藏講寺，建成後成為上海最大的淨土大剎。後於寺內設立學社，教誨學人。一九三一年，回天台山任華頂寺住持。重建殿宇，此後赴各地講經。一九三八年上海為日寇侵佔，他來滬組織上海佛教同仁會，救濟來滬難民，被推為同仁會會長。該會設立的施粥處，前後五年，受惠的貧民、難民達千多萬人。一九四六年，他在法藏寺創設慈光補習學校。一九四七年，又創設興慈中學，招收失學青年，培育人才。一九四九年在法藏寺創辦慈光施診所。他的愛國思想表現在對日本侵略者無比憤恨。在抗戰勝利時，他滿懷激情寫下了《鑼鼓聲中慶祝勝利》一文，其中對日寇、漢奸的暴行義憤填膺，對抗戰勝利歡欣鼓舞。文中說：「慨自民國二十六年(1937)以來，寇氛肆虐，到處荼毒生靈。如同兒戲。軍事甫過，地方喘息未定，又復厲行種種苛政，榨取脂膏。在此期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偏有不逞之徒，為利祿所餌，不惜日供丑類驅使，因之水益其深，火益其熱，增加民生痛苦。」如今「抗戰勝利，和平實現，不但中國抵於安寧，即寰球諸國無不扺於安寧，歟懿休哉！」於此可見興慈愛國之心。

五、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撓的圓瑛法師

　　 圓瑛(1878-1953)法師，俗姓吳，法名宏悟，別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人。一八九六年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翌年於涌泉寺依妙蓮和尚受具足戒。後至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習苦行。一八九八年起，四出參訪名宿，先後隨冶開、敬安等大德習禪十一年。又隨通智、諦閑、祖印、慧明、道階等高僧修習教觀。曾得法於寧波七塔寺慈運老人，傳臨濟正宗第四十世。又得法於福州大雪峰寺達本老人，傳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歷任寧波接待寺、天童寺、雪峰崇聖寺、鼓山涌泉寺、法海寺、林陽寺、古田極樂寺、泉州大開元寺、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等名剎住持。一九一四年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曾講經於大江南北，並到日本、朝鮮及東南亞一帶弘法。曾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泉州開元寺慈兒院、鎮海普益第一和第二小學、鎮海僧立國民學校、安海職業學校、古田圓瑛小學等。一九二九年與太虛等共同發起組織中國佛教會、被推選為會長，並連任七屆會長、理事長或主席。一九三五年秋，創立上海圓明講堂，組織圓明蓮池念佛會，編述淨土經書多種。一九四五年創辦楞嚴專宗學院，後改為上海圓明佛學院。一九五二年，應宋慶齡、郭沫若邀請，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並與各國代表聯合發表聲明，呼籲「團結起來，制止侵略，保衛和平」。一九五三年六月，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圓瑛大師的愛國行動，主要是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撓。早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也就在中國佛教會發起組織和領導。僧侶救護隊，舉辦難民收容所、開辦佛教醫院，救護傷員，救濟難民。又兩次偕徒明暘赴南洋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地。籌募經費，援助抗戰。得到華僑領袖胡文虎、陳嘉庚及廣大愛國華僑的贊助。一九三九年回國不久，上海日本憲兵隊突然將圓瑛大師和明暘法師逮捕。轉押到南京日本憲兵司令部，受到嚴刑拷打，圓瑛、明暘師徒堅貞不屈，絕食抗議，迫於社會與論及圓瑛在中外佛教界的威望，日本憲兵才不得不將圓瑛師徒送回上海，日方曾通過日僧企圖誘逼圓瑛大師「合作」，他以老病相卻，堅決拒絕。一九五三年九月臨終前，立下遺囑。諄諄以愛國愛和平告誡弟子：「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歲晉京。參加和會，得見開國之偉大氣象。及各邦人士對吾國之衷心愛敬，使余於祖國建設與保衛和平事業，增加無限信心。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應思利民護國，饒益有情，乃成佛之基，眾善之首。」由此可見，圓瑛確實是一位愛國高僧。

六、愛國愛教的應慈法師

　　 應慈(1873—1965)法師，俗姓余，名釋，號振卿。法名顯親，自號華嚴座主，晚年別號拈花老人。原籍安徽歙縣，生於江蘇東台。幼讀儒書，曾中秀才。廿六歲時於普陀山從明性禪師出家。後至南京三聖庵研習《維摩》、《法華》、《楞嚴》等經，參究禪宗明心見性之學。一九○○年至寧波天童寺從敬安禪師受具足戒。後即到處參學，訪謁耆宿，先後在鎮江金山寺、揚州高旻寺、常州天寧寺等地隨大定、月朗、冶開等禪師習禪數年，深有領悟。一九○六年與月霞等共同得法於冶開，為臨濟宗第四十二世，旋隨師兄月霞法師學習華嚴教法，十二年中，敬事如師，始終不懈。曾協助月霞法在上海辦華嚴大學。後又至常熟興福寺辦法界學院。一九二二年，在杭州菩提寺閉關潛修，專究賢首一宗典籍。一九二五年，應常州清涼寺靜波和尚之請，創辦清涼學院，後又遷上海清涼寺下院、常州永慶寺、無鍚龍華庵等地續辦，他隨院講授八十卷《華嚴經》，從不間斷，此後赴各地講經弘法，並朝禮五台山多次。一九三九年，在上海與蔣維喬居士和李圓淨居士等發起組織華嚴疏鈔編印會，被推舉為理事長，建國前後。在南京建立華嚴速成師範學院，培育華嚴僧才。晚年安居上海慈雲寺（沉香閣）之印月禪室，息影潛修。一九五七年被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他是佛教界一位愛國愛教的典範人物。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敵偽曾幾次要脅他，要他出面主持法會，他斷然拒絕。高風亮節。為世稱頌。他還曾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僧侶抗戰工作史《奮迅集》的再版序言中慷慨陳言：「當八一三抗戰軍興、凡我中華志士，莫不奮臂揮戈，共衛祖國。斯時也，我佛教明眼知識，首有僧侶救護隊之組織。當國家清平之時，自應隱逸清修，一旦有事，仍當作獅子奮迅以赴。」同仇敵愾，愛國愛民之心躍然紙上。在一九五九年國慶十週年時，他曾在《現代佛學》上《獻詞》八偈、其中兩偈說：「我生世間八十七，七十七年空白首，此十年中入蔗境，幸福光明歡樂甚。」在他的臨終遺囑中，更是諄諄囑咐弟子們：「我去世後，望我輩弟子及學人等，努力學習，擁護政府政策法令，積極為建設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至要！至要！」（續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