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傳佛教在福建興盛程度，可稱全國第一。福建佛教目前共有寺廟四千三百多座，僧尼一萬二千多人，居士約十三萬人，無論寺廟和僧尼人數都居全國大陸漢族地區首位。早在宋代，有徐經孫在《福州即景詩》云：「潮田種稻重收穀，道路遇人半是僧。城裡三山千簇寺，雲間七塔萬枝燈。」更有朱熹題泉州開元寺：「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福建佛教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對福建經濟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一）寺院佔有大量土地 寺院經濟在福建經濟中佔有重要比重

　　福建在唐代才開始開發，但唐懿宗時（860-873年）寺院就有一百二十所之多。至唐末五代，僅福州地區就增建佛寺二百六十七所。當時許多寺院在建寺之初即佔有相當一部份膏田，如唐咸通十一年（870年），大地主藍文卿捐田七千餘畝給雪峰寺，同年莆田龜洋建院九座，擁有東園千畝。閩王王審知施給古山涌泉院僧田八萬四千畝。後周見德年間（954-959年），五代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於泉州建南禪寺（即後稱為「承天寺」），置僧田九百石。五代時，「偽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等者給土著流寓」（《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十六）。宋元福建寺院經濟在全國居首位，其原因是僧尼在免賦役方面享有特權，不少人入空門借寺院保產業。正如《文定集》卷十三載：「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人寺觀。」宋朝廷的賜予、信徒施舍及從民間購買等多方面渠道，使宋代福建寺院所佔田產數量激增，如莆田囊山慈壽寺，原為「延福寺」，唐僖宗李儇賜名「慈壽寺」，並賜田以供香火。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統治泉漳的平海節度使陳洪進又撥給金壇莊田二十頃。再如漳州地區，寺院佔有的田產在全部田產的70%以上，正如陳淳所言：「舉漳州之產而七分之，民戶其一，而僧戶居其六。」（《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三、四十四）《三山志》卷十載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1189年），福州田畝總數4263318畝，僧道佔532416畝，佔總田畝比例12.5%。按比例，淳熙時福州每一僧人佔田36.43畝。元代福建又重修大批寺院，一些大寺的發展，超出唐宋規模。元代福建寺院佔田極多，與宋代相比，賦稅全免，所以元代福建寺院經濟條件更優於宋代，元代寺院開始大量兼並土地。《漳州府志》卷三載：「書院毀於兵，而地歸浮屠氏矣。」《興化府莆田縣志》卷九載：興化諸學田，「至元時浸沒於浮屠豪右。」《延平府志》卷十九載，南劍州學田，「久藉於僧寺」。明清兩代，僧田佔有特殊地位，明人蔡清在《民情四條答當路》中云：「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為最。舉福建又以泉州為最，多者數千畝，少者不下數百。」（同治《福建通志》）《福建經濟發展簡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中指出：「明清時代，福建僧道寺觀佔田在全國是一個突出的現象，故舊志中有的把僧田劃為一個獨立的部分，而與官田、民田相並列、福建寺院佔有大量土地，對福建經濟產生了不小影響，在福建本來就有限的土地中寺院田佔有過大的比例，對整個社會農業生產的發展不能不有所限制；第二，寺院因田產多、產錢多而賦稅重。據游彪《論宋代福建路的寺院經濟》（《中國史研究》1991年l期）統計，宋代福州地區寺院共1473所；按產錢五貫以上僅四十三所；一至五貫三百四十一所；五百至一千文三百二十所；一百至五百文五百五十四所；一百文以下一百八十三所；無產錢三十二所。由此，福建寺院所承擔的賦稅較為沉重。


（二）寺院承擔了種種徭役和較多的社會公益事業

　　福建寺院負責修築城池、建造橋梁、疏浚河道幾成慣例。如宋元豐中（1078—1085年）南平黯淡院僧人負責險灘的開浚疏通；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僧惟真用九年時間治理福清綿亭洋，使之能灌溉四十頃的農田；始建於宋嘉祐中（1056—1063年）的莆田太平坡，曾由囊山慈壽寺僧協助重修。福建的許多著名橋梁，也都有僧人參與，如建於宋皇祐五年（1053年），竣工於嘉祐四年（1059年）的泉州洛陽橋，由郡守蔡襄主持，具體負責工程的是僧義波、宗善等人。被稱為「天下無橋長此橋」的安平橋，於宋紹興八年（1138年），由僧祖派發起修築，僧智淵亦施資捐助至二十一年（1151年），才由郡守趙令衿續建好。據《福建通志》記載，僅宋一代，由僧人修的橋梁就有一百零一所，如同安的宏濟橋，永春的永鎮橋，仙游的九座橋、侍者橋，福清的通海橋、石塍橋、無患橋、躡雲橋，晉江的石筍橋、悲濟橋，霞浦的赤岸橋，將樂的張坊橋、長樂的靈源橋等。福建僧侶建橋在當時佔有相當大比例，如晉江僧侶建橋十九座，佔總數37.3%；泉州僧侶參與興建的橋有44座，佔總數41%，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福建經濟的發展。


（三）對福建士大夫在思想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福建的士大夫，無論是崇佛或反佛，思想上都受到佛教的影響。以宋代為例，如楊億、胡安國、游酢、陳易、李綱、真德秀等本人就是著名居士，而劉子翬則受佛禪思想影響極深，正如王漁洋《帶經堂詩話》卷二十載：「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按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初亦由禪人、朱熹與佛教關係更密切，其佛學思想即襲承宗杲、道謙的看話禪，雖然朱熹最終「逃禪歸儒」，但其理論核心「理一分殊」則是源於華嚴宗和禪宗。明代徐、曹學佺、李贄等，都與佛學關係密切。李贄曾潛心佛學，著有《華嚴合論簡要》四卷、一代偉人林則徐也深受佛教影響，正如中國佛教協會所介紹，林則徐「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在日理萬機和戎馬倥?中，不廢誦經念佛，親筆楷書佛經五種，作為《行輿日課》，足見其持之精勤。」趙樸初在為《林文忠公手書經咒日課》所寫的「序」中，稱「林文忠公為中華之民族英雄。志行勛烈，震鑠今古，而其閑邪存誠。養心成性之功，拳拳服膺而弗釋者乃在釋氏之教典，觀公手書日課之本，端嚴整秀，想見其對越之虔，信奉之篤。」在林則徐《日記》、《詩集》、《文鈔》中，有不少反映供佛禮佛、參禪誦經、忌日持齋、佛誕行香、求佛祈雨、寫經贈友、贊揚佛子、參拜佛寺，與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內容，並一度有遁蹟空門，歸依寺院念頭。


（四）寺院成為讀書講學之處推動了教育的普及

　　福建寺院多在山清水秀的名勝之外，遠离塵世，幽雅靜謐，有些又多有藏書，且又可隨僧齋餐，故不少士子因寺院之便，聚讀於山林。一些著名學者或到寺院講學，或寄寓寺院讀書。這種現象在宋代較為突出。如將樂縣含雲山的含雲寺，宋理學家楊時不僅在寺中度過他幼年讀書生涯，一生中還多次在此聚徒講學和完成了不少宏篇巨著。李綱曾寄偶沙縣興國寺，於寺中「取佛菩薩語而觀之，則又取經史百家之言，而參訂之」（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藝文志一）。他在寺中所寫詩歌七卷三百六十五首，佔其詩歌總數四分之一。李綱還於泰寧丹霞寺中讀書著述，並「與丹霞僧宗本為蓮社友」（《泰寧縣志．人物志》）。朱熹更是借寺或求學，或講學。他曾於建州（今南平）西林院進謁李延平受學，一住數月，「朝夕往來受教」，前後共五次住進此寺，並與此寺長老可師結為忘年交。不僅大師們借寺研習講學，一些士子也如此。如生活於南北宋之交的李富，舍腴田入莆田梅峰寺，並招聚學生於此講學，所造就的皆知名人士，人皆呼梅峰寺為講寺，元代又於寺中設官講，故更以講寺著名。這種書院功能的傳統沿襲到近代、性質開始轉變，寺院成了培僧材的搖藍。


（五）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物

　　福建因寺廟眾多和遠離戰亂，一些佛教文物保存相對完整，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貴實物。如：１、石刻和碑文經幢。如鼓山即有摩崖石刻六百一十一段，現存五百五十三段，已失五十八段，其中宋刻八十九段，元刻十一段，明刻三十一段，清刻一百六十九段。民國刻九十六段，疑刻一百五十三段。從這些石刻中可考察當時名人與鼓山的關係，對於研究鼓山佛教的興衰，有一定價值。建於北宋的南安桃源宮院羅尼經幢，共七層，為南安佛教女弟子葛門陳二十二娘為追荐亡夫與雙親而建，第四層分行豎刻《尊勝陀羅尼經咒》全文。建於唐代咸通年間漳州芝山開元寺經幢，幢上所刻《佛頂尊勝陀羅經》以書法遒勁飄逸而馳名於世、惜「文革」中被毀，其殘片存於漳州市圖書館；建於宋紹聖年間的漳州塔口庵經幢，幢身刻有佛像及「南無阿彌陀佛」等。位於泉州清源山彌陀岩擎珠峰下的行書「佛」字，為清乾隆武狀元馬負書手筆，字徑4.18X3.19米寬，勒石面積達16平方米，最後一筆4米有餘，如大刀倒插，整個字體遒勁挺拔，真若一佛出世，超然塵外，與青山綠樹相映，如萬綠叢中一點紅。


（六）保存了許多稀世石雕佛像

　　如泉州清源山彌陀岩的阿彌陀佛立佛高5米，寬2米，頭結球髻，右手下垂，左手平放胸前，足踏蓮花，端莊肅穆。清源山主峰半山腰一尊利用天然岩石雕成的立式釋迦佛瑞像，高4米，寬1.5米，左手下垂，掌心朝外，右手露肩，神態莊嚴。清源山碧霄岩三尊用花崗石雕琢而成的並排而坐的大型佛像，造型古樸莊嚴，佛教考古學家溫玉成先生在《中國石窟與文化藝術》中認為「這是一組典型的元代喇嘛教造像，主要造像特徵是；內髻頂有髻珠、面相頦寬而下頦尖，均著袒右肩袈裟，細腰，佛座為低的仰覆蓮座。中間釋迦佛作降魔印；左側佛左手托缽；右側佛為禪定印。這是我國東南沿海除杭州外唯一一處有明確紀年的喇嘛教造像、晉江西資岩依山雕刻立佛五尊，中間三尊，為「彌陀三聖」，中尊為阿彌陀佛，高約7米，右手作接引狀，左手垂膝，頭結螺髻，著袈裟袒胸，衣紋柔美；左尊為觀音菩薩，手提淨瓶，右尊為大勢至菩薩，姿態與觀音相似。宋代雕刻的晉江南天寺摩崖造像，為西方三聖坐像，主尊阿彌陀佛，有內髻，正中刻髻珠、螺髮，面相豐滿，雙耳垂肩，身穿雙領下垂袈裟，結跏跌坐，手結彌陀印，胸前卍字法，坐於三層仰蓮座上，蓮座下部刻連枝紋及水波紋。兩旁為觀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一奉淨瓶，一執卷書，為我國東南部優秀石刻造像之一。宋代雕刻的南安九日山石佛由聳天巨石雕成，佛像袒胸跌坐在蓮座上，氣勢雄偉心陪面部分五觀已缺落。再如遺存於泉州安福寺內的五尊「陀羅藝術」石雕佛像，（其中兩尊頭部已破損），用料皆為青石，為唐中葉所雕。佛像細眉高鼻，可看出受古希腊藝術影響，雙耳垂肩，衣紋緊貼身體，有的半露手臂，或立或坐。顯得典雅和諧，肅穆寧靜。福建散落於各地的石雕佛像數量極多，體現了不同時代的不同藝術風格，「諸如隋唐時期的褒衣雍貴，宋代的肅穆端嚴，元時的詭譎瑰奇，無不顯示了各自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審美准則，是特定歷史文化發展和精湛技藝的物化。」（許建平《泉州的石窟造像》，《文史知識》一九九七年一期）。


（七）留下許多與佛教有關的詩詞楹聯

　　以楹聯為例，其特點一是名人題的多，僅如朱熹，他題泉州開元寺：「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題漳州開元寺：「鳥識玄機，銜得春來花上弄；魚穿地脈，挹將月向水邊吞。」題福州西禪寺：「碧澗生潮朝自暮，青山如畫古猶今。」題南安雪峰寺：「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二是寺內楹聯多。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楹聯就多達幾十對，如：「淨地何需掃，空門不用關。」「地出資源臨海嶠，天生石鼓鎮閩中。」高樹夾明漪，本來清淨宜常住；巍峰當傑閣，合有英靈在上頭，「五夜功夫鐵脊梁，將勤補拙；二時粥飯金剛屑，易食難消。」「手上只一金元，你也求，他也求，未知給誰是好；心中無半點事，朝來拜，夕來拜，究竟為何理由」，「日日攜空布袋，少米無錢，卻剩得大肚寬腸，不知眾擅越，信心時，用何物供養；年年坐冷山門，接張待李，總見他歡天喜地，請問這頭陀，得意處，是甚麼來由。」


（八）建造了許多有特色的寺廟和佛塔

　　福建寺廟以其獨有特色而在中國佛教建築史上佔有獨特地位。其特點如：１、依據山川地勢，巧妙布局；２、巧借山岩築寺，與山川土地融為一體；３、精美的雕飾與寺廟建築合諧為一整體；４、形態各異的外觀造型等。筆者在多篇文章中對此已有論述，此不贅述。（可參見拙文《福建寺廟建築藝術探微》，《民族藝術》一九九五年三期；《獨具特色的寺廟建築》，《福建宗教》一九九六年一期）。福建許多古塔建造之因緣於埋葬舍利、禮佛拜佛。這類用途的古塔多與寺有關，且大多雕有精美佛像。如莆田廣化寺內建於宋乾道元年（1165年）的釋迦文佛古塔，也名舍利塔。塔高36米，仿木結構樓閣式，一層東西兩面開門，其餘六面設龕，龕內均有佛像。門和龕兩旁都雕有佛弟子菩薩、羅漢等圖案，迦葉和阿難兩弟子，老少分明。第二層到第五層四面都設有佛龕，龕內也雕有菩薩像。建於宋政和七年（1117年）的長樂城西塔坪山的三峰寺塔，高27米，七層八角，塔壁上浮雕蓮花坐佛，全塔共有坐佛二百多尊，第一層最多有六十多尊。建於宋元祐年間（1086-1094年）的同安縣城北梵天寺波羅門佛塔，第二層工字形座的四面各有一組蓮花坐佛浮雕，塔身的四角各有一個展翅神獸，四面浮雕都取材於佛教故事。宋代開寶四年（971年）創建的寧德縣支提寺內有元、明建造的多座禪師塔。建於唐大中三年（849年）的連江縣城北兜護國天皇寺寺塔，為唐代藏經閣，總高9米，塔基第二層條石轉角刻出立佛，塔檐下各邊雕有肅穆莊嚴的五尊座佛，下設佛龕，每龕嵌有兩尊青石刻的羅漢佛。門神背向塔門，兩邊刻有「大方廣佛華嚴經，大乘法蓮華經。」門額有：「悉達多密恆羅」篆刻，可看出當年與佛教的密切關係。福建最著名的佛教古塔為泉州東西塔，始建於唐咸通六年（865年），後又於宋重建。東西塔相距約二百米，其塔雕藝術與內容，堪稱福建之最。東塔名鎮國塔，高48.27米，西塔名仁壽塔，高45.066米。東西塔作平面八角五層形制，每一層嵌有佛教人物浮雕十六尊，兩塔共有浮雕造像人物一百六十尊佛、菩薩、高僧、羅漢、諸天神將、金剛力士，還有八十尊塔檐守望神將和十六尊負塔侏儒，須彌座上有佛傳圖四十方，花卉鳥獸圖四十八方。這些浮雕把佛教的發展、佛教的功德及某些傳說故事凝縮在象徵性故事中。浮雕人物造型各臻其妙，百相紛呈，體現了當時石刻藝術的高超水平，在構圖上運用寫實手法和寫意手法，更加豐富了藝術魅力。


（九）對福建的音樂 舞蹈 戲曲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１、音樂。佛教叢林音樂曲調有本地調（用作佛事）、外地調（用作祈禱）、福州調（用作佛事）、印度調（用作焰口）等。佛教音樂吸收許多優秀民間曲調，許多民間音樂也吸收了佛教的曲調，其代表作如流行於東山的《春天景》、《思陸地》等。２、舞蹈。如流行於閩清的《穿花舞》，早為和尚做普度時，為死者招魂引度的一種法場舞蹈；流行於用莆田的《九蓮燈》舞蹈，也與佛教關係密切。３、戲曲。一是在動作上的模仿。梨園戲的科步身段，與佛教壁畫、石刻、塑像等人物形態模仿有關，如觀音手、觀音疊座、十八羅漢科等。二是內容取之佛教。如莆仙戲傳統劇目《目連》，即取材於《佛說盂蘭盆經》、《佛說報恩奉公瓦經》。


（十）推動了福建刻書業的發展

　　在中國雕版印刷史和福建刻書業上，福建刻經佔有極其重要地位。如宋代福州東禪寺等覺院所雕《崇寧藏》和福州開元寺所雕《毗盧藏》，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兩部寺刻大藏經，也是福建最早的刻本，「它對福建古代刻書業產主的影響和推動作用是不可忽視的」。（謝水順等《福建古代刻書》，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