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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今昔
南湖，在中國天台宗的史冊上，是一個多麼光輝的名字！《佛祖統紀》卷27《往生高僧傳．知禮》稱：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疏》，大彰觀心觀佛之旨。
這裡說的「南湖」，即指四明延慶院（因寺院臨南湖）。北宋初年，台宗十七祖四明知禮大師（960—1028）曾在這裡講經說法，弘揚台教，使經歷了唐末五代之亂漸趨衰落的台宗，得以復興，因而被譽為天台宗中興之祖。在他門下登堂入室者共一千餘人，史稱「南湖弟子」，民國初年，台宗四十三祖諦閑大師（1858—1932）將延慶寺的十六觀堂改建為觀宗講寺，又建弘法研究社，造就天台宗法師，使得明清以後巳趨沉寂的天台宗，如火如荼，重新興起。他培養了一批後起之秀，成了二十世紀中華佛教天台宗的頂梁柱。因此諦閑大師是近代天台宗復興的領袖，觀宗講寺是近代天台宗的一面旗幟，這在中國佛教史上殆成定論。
今天的南湖以及延慶、觀宗兩寺的情況究竟怎樣呢？這是研究天台宗人士共同關心的問題。
我們乘車到達位於寧波市區延慶路的觀宗講寺時，巳是中午時分。監院益行法師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讓我們在寺院的食堂吃過飯後，又到客堂小坐品茶，並向我們談起南湖、延慶寺和觀宗寺的現狀。
據舊志記截，南湖又稱日湖，原在延慶報恩院前，與月湖相對，是唐宋時期明州的兩大勝地。當時寺院前有望湖亭，僧人們在修持之餘，」可瀏覽「上下天光，一碧萬頃」的湖景。但是，由於歲月滄桑，明清以後，南湖的湖面逐漸縮小，加上長期圍湖造田，南湖終於消失。其湖址大致在今天的解放路與靈橋路之間。延慶寺，原稱延慶報恩院。始建於五代後周太祖）廣順二年（952）。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知禮大師受命重建報恩院、並大弘天台教觀。翌年，朝廷賜延慶院額。四年，敕以四明延慶院永為十方傳教住持，此為教院之濫觴。此院屢建屢毀。至末神宗元豐年間（1078—1085），知禮大師五世法孫介然在延慶院西隅空地上立十六觀堂，共計房六十餘間，中建寶閣，塑立丈六彌陀金身，旁侍觀音、勢矣。閣前是一片水池，滿池蓮花，點塵不染，宛如樂邦淨土之境。明永樂中被列為天下講宗五山之第二。至清末，因後繼乏人，觀堂荒蕪。民國初年，諦閑大師住持觀堂，募巨資重建寺宇，以「三觀為宗，說法為用」，建成後，改稱觀宗講寺。並於寺內設觀宗社等，培養天台弘法人才。「文革」期間，延慶寺和觀宗寺遭到嚴重破壞。粉碎「四人幫」後，大地回春，寧波市人民政府將延慶寺和觀宗講寺定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募資重建，逐漸恢復這兩座古老的天台宗道場。
知禮大師在延慶
我們去參訪延慶寺遺址。延慶寺當年的規模較大，其範圍大約在今天的藥行街以南靈橋路和解放路連接的一片地方。寺前原來是一片湖沼地，後因滄桑變化，水面漲沒，如今巳成為高樓林立、街道縱橫的鬧市。
繞過公路，進入一條街道，迎面便見「寧波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延慶講寺」的字樣。這裡原為延慶寺的天王殿，後面依次是大雄實殿和藏經閣以及兩廡的僧寮。不過舊址大部廢圯；唯大雄寶殿尚存，為宋代的典型建築，重檐歇山頂，氣勢莊嚴。如今，市佛教協會和有關部門正在計劃整修大殿和重建其他殿宇。
延慶寺大殿東北的一片地盤，原是延慶寺的後園。據考證知禮大師是延慶寺後的白龍巷人。這一片土地原是知禮大師俗家的祖產。知禮出家後，求得俗父的同意，捨施給寺院，供僧人種植蔬菜，以膳食。後來，知禮在清理和登記寺產時，曾上書四明太寺，乞為申奏朝廷，使此園地永屬伽藍。他在《上曾太守公申奏園地書》中說：
知禮夙緣薰習性，好天台智者所說法門，故討尋其意講說其文，如解而行，不閑寒暑，忍苦忘勞，於今四十餘載，蓋知此教，解圓行頓，理觀事儀合一，而進趨解脫之門，可保任矣！一切睹傳此宗處，講訓聚徒，乃得力建造玆院，僅得成就，永作十方住持，傳演天台教法。此事雖遂，且缺蔬園，乃俗父經公，傳付本戶地段數百餘丈，與常住種植，逐日供僧，且免他求，實匪所厭慮。恐將來不知之輩，忽有詞訟改更，恭乞學士，以洞達之心、為禪教之主，流布多艱，許賜奏聞天廷，委達相府，然非受人捨施，亦非買量田園，乃是俗父授於男，不違條制，乞降敕命，俾此園地永在伽藍（《上曾太守乞奏後園地書》，《四明尊者教行錄》卷6）
當年的後園地，如今已是高樓林立的房屋，有的則成了後來建造的觀宗寺的一部份。足見知禮作為天台宗的一位大師，不僅在衛護教理、排斥異端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思想品德也是極其高尚的。為了弘法事業，他可以貢獻一切，包括自己的家產。
另一件使人欽佩的是他的榮譽觀。天禧三年（1019），知禮結十位同道修法華懺期滿，秘書楊億等遐仰道風，請丞相寇准上奏朝廷。宋真宗敕賜紫服。這是一件很大的榮譽。當時國內名宦和高僧大德紛紛奉書為賀。門人神照本如，也從東掖山寄詩賀道：「彌天才筆洞懸河，獨步當年解義科。國士聽經春夢少，江僧從化晝禪多。半千衲子傳新鈔，積代宗師解舊訛。只恐吳王命同輦，妓人無處獻笙歌。」（見《教行錄》卷５）知禮收到賀詩後，十分反感。他覺得那些達宦貴人和外界僧俗不明白我的為人，是可以理解的；作為自己的高足本如怎麼也竟會不理解我的心情呢？因此，他寫了《付神照法師書》道：
予三術寡修，致名達於朝廷。尋蒙帝澤，今披紫衣，有恥無榮，何勞致賀？汝宜深修內行，藏隱名聞；莫墮流俗之僧，如於我也。延慶押，付東掖如法師。（見《教行錄》卷５）知禮認為自己之所以「名達朝廷」，是由於「三術寡修」，沒有能做到藏隱名聞。因此自感「有恥無榮」。這是何等祟高的思想品德！怪不得他的法孫惠詢二百年後在延慶寺的知禮遺物中發現此法帖原稿，稱：「讀之悚然增敬！數語之間，引學者於內省之地，亦足見古之耆宿用心也，（《教行錄》卷５）
大雄實殿的左側原為方丈室和天台講堂，當年知禮大師就在這裡講經說法。知禮大師（960—1028），是螺溪羲寂的法孫，高麗義通的弟子。他七歲出家，二十歲從義通習天台教觀，後來繼承義通的法席。他不僅嚴於修持，而且學識淵博。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日僧寂照攜帶其師源信關於天台教門的疑義二十七條前來請教，他立即作了《問目二十七條答釋》，以解其疑。
知禮在《答問》中認為，這二十七條來自《法華文句記》、《法華玄義釋簽》、《摩訶止觀輔行傳弘訣》及《四教儀》等天台宗文疏之中。湛然、諦觀等大師對天台教理的闡釋，某些地方粗看似乎義理相違，實則是一致的。知禮通過仔細對比、詮釋以後，使得日本僧人心悅誠服。天聖六年（1028），日僧紹良奉其師命而入宋，再致台教疑問十條請決，知禮又為之一一釋疑。
據傳，知禮還曾派弟子赴日本求取當時在中國已經失傳的智者著述《仁王經疏》，從而促進了中日兩國天台宗法子之間的友妤交流。據晁說之（《仁王經疏．序》中說：
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痄，答其所問二十七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鼇之怒，遽投斯書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記者二僧，詣信所，讀誦而歸。不幸二僧死於日本矣。（《教行錄》卷６）
不過，此說的真實性還值得進一步探討。若此說屬實，則知禮所派出的「記者二僧」，是我國最早的天台宗訪日學問僧。
知禮在天台講堂宣講天台義理的同時，還經常駁斥「山外派」對天台教旨的誤解。如「山外派」，堅執《金光明玄義》廣本非智者所作，而在觀心方面主張立「真心觀」；知禮通過深入研究，確認廣本為智者所作，堅持「妄心觀」、並力斥異說。他先後著有〈《釋難扶宗記》、〈《觀心二百問》、《教行錄》、《妙宗鈔》、《十義書》等等。當時人稱他：「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備眾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佛祖統紀。知禮傳》）。講堂中每天聽眾雲集。知禮門下極盛，有：「法子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昇堂一千人，門人最主要的是尚賢、本如、梵臻三家，以後，尚賢主四明延慶，本如主台州東掖，梵臻主錢塘南屏，三足鼎立。因而天台之教在宋代大行於天下。
知禮大師對弟子們的教育非常嚴格的。他曾作《戒誓辭》以授弟子立誠等人。立誠將《戒誓辭》大書後，貼在天台講堂的正面墻壁上，與聽講的同學共勉。《戒誓辭》的大意是：
吾始以十方之心、受玆任處。逮乎改創，安施棟宇。元為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邇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日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日研精覃思，遠於浮偽；三日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四日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日辭辯兼美，敏於將導。（見《佛祖統紀。知禮傳》）
知禮要求弟子們必須具有「五德」。所謂「五德」，即：勿事兼講（不作圓教兼別教之說）、不虛偽、正己待物、遠榮譽、辭辯兼美。凡具有「五德」的，他便「有教無類」「無擇邇遐，將授以居之」。他還嚴肅地指出：「兼講則畔（叛）吾所囑，浮偽則誤於有傳，戒德則光乎化道，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暢義「錄以得人，（同上）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勿事兼講，也作為「五德」之一，並且列為第一條。為甚麼呢？因為當時《華嚴》之說盛行，天台宗的山外派就受了《華嚴》理論的影響，而提出了「觀真心」之說，以致混淆視聽，「溷亂法門，壅塞祖道」。所以他特刷強調「兼講」的危害性。在上述「五德」中，他要求弟子最好都能夠全部做到。如果在無法全部做到的情況下，則可「去辯」（意謂辯才不足，尚可體諒）。
延慶寺內原有觀心堂，是寺眾修天台教觀之處。關於觀的對境間題，北宋時期由於各家見解不一，以致引起山家派妄心觀與山外派真心觀的爭論與對立。其實此事追本溯源，可從智者在《摩訶止觀》十乘觀法中的說法，來加以正確判斷。智者認為、修習十乘觀法，應以陰入界境作為最初的觀境。所謂陰是指五陰（色、受、想、行、識），入是指十二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界是指十八界（六根、六境、六識），也稱「三科」，為甚麼要先以陰入界為對境呢？因為陰入界是凡夫日常作息所生起，是須臾不離的對境。行者生活在現實世界中，以現實作為第一觀境，透過千姿百態的幻象，觀得不思議境，這乃是理所當然的事。立足於現實，這正體現了天台思想的傳統特色。智者還認為，以上三科皆應作為第一觀境。但在三科之中，特別選取五陰；並在五陰之內擇取識陰作為觀境，這稱為「三科撿境」，又名「克示境體」他在《摩訶止觀》卷五上說：「若欲觀察，須伐其根，如灸病得空。今當去丈就尺，去尺就寸，置色等四陰，但觀識陰。識陰者，心是也。」在「三科撿境」時，智者在將《毗曇》的「五陰同時說」和〈《成實論》的「次第相生說」進行嚴肅批評的同時，並列舉了應以識陰作為觀境的理由。他還在同書中說：「若依《華嚴》云：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界內界外，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世間道心，尚叵窮盡；況復出世，寧可凡心知？凡眼翳尚不見近，那得見遠？彌生曠劫，劫不睹界內一隅，況復界外邊表？如渴鹿逐炎，狂狗嚙雷，何有得理！」由此可見，智者顯然是並不主張真心觀的。也就是說，在觀心問題上，以知禮為首的山家派的觀點是正確的。
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十五日，知禮在延慶寺建念佛施戒會，「親為疏文，以寓勸意」，從此，一心念佛。據記載，延慶寺念佛淨社：「當社普結僧俗男女一萬人，畢世稱念阿彌陀佛，發菩提心、求生淨土，每年二月十五日於院啟建道場，供養三寶，齋設僧田，功德祝延帝壽，福利軍民。其建會之法，勸請會首二百一十人，各募四十八人，逐人請念佛懺願歷子一道，每日稱念佛名一千聲，懺除道重罪，發菩提願，為度眾生，取於淨土」（見《四明尊者教行錄．結念佛會疏》），足見規模之大。七年，撰《觀無量壽佛經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元年（1017）他對弟子們說：「半偈忘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吾將捐身以警懈怠！」便與異聞等十人決心修法華懺三年，期滿後將「焚身以供《妙經》」。秘書監楊億欽仰他的道風，勸請「住世說法」寄函云：
億欽聞修千日之懺，焚四大之驅，結淨行之十益，生連邦之九品。竊嘗具請，冀徇群情，乞住世以為期，希傳持而興利。願垂許可，庶獲瞻風。（《四明教行錄》卷5）
知禮在復函中認為：「如此捨穢身，則盡垢穢之際，何理不彰；如此取淨土，則極清淨之源，何惑不遺」（《法智復楊文公書》，《教行錄》卷５）未有發改變初衷之意。楊億又函請遵式以及李遵勗駙馬、李夷庚勸知禮住世。不久，此事驚動皇上。宋真宗深為嘉嘆，對楊億說：「但傳朕意，請留住世。若師號，朕當賜之。……」於是，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在各方面的精誠勸說下，他才改變初衷，「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這事傳到京城，宋具宗「嘉嘆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宣旨（住世演教）」。
大雄寶殿旁原有放生池。系天禧初年所立。知禮大師為了廣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眾作法，縱魚鳥為放生之業」。寺中原有樞密使劉筠撰文、郡守曾會立石的《延慶寺放生池碑》，今佚。據說，知禮一夜夢見伽藍神對他說：「翌日相公至！」第二天，曾會領著夫人及兒子公亮一道入寺來拜謁，知禮便把昨晚的夢告訴他。夫人笑著說：「後貴，無敢相忘！」（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後來，曾公亮果然做到了宰相，為了不忘延慶寺伽藍的感應，於是，「買田闢屋，歲度其徒」延慶寺的規模從此更加擴大，名聲也愈傳愈遠。（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