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堂主人」是中國佛教協會第一任會長（一九五三年六月選舉）圓瑛大師給自己取的號。何謂三求呢？即求福、求慧、求生淨土。

　　大師示微疾，略感不適，便對明暘法師等諸徒說：「出家人生歸叢林死歸塔，我決定回天童寺。」於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從上海抵達寧波天童寺。

　　大師示疾期間，又諸諸師念「彌陀佛七」四十九天，仗彌陀之本願，作往生之助緣，願大師安詳捨報，蓮品高登。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廿三時五分（農曆八月十二日）大師圓寂於天童寺，臨終時，正念分明，心無掛礙，身無病苦，意不貪戀，於嘹亮的念佛聲中，念笑往生，世壽七十六歲，僧腊五十六年。


一、從「一吼堂主人」到 「三求堂主人」

　　大師生於福建省古田縣平湖端上村吳家，父元雲，母闕氏，其父兄弟五人皆無子，母信佛誦經，祈禱於觀世音菩薩，因感而生此子。五歲時，其父母先後逝世，由叔父吳詩瑛扶養，慈愛非凡，聰穎絕倫，過目成誦，有「神童」之稱。一八九三年秋，大師投考古田縣秀才之試，翌年，名列前茅，十七歲，頓覺人生如夢，亟思捨俗出家，為其叔父所阻，未獲如願，十九歲大病癒後，遂決心出家於福州鼓山涌泉寺，禮莆田縣梅峰寺增西和尚為師，法名宏悟，字圓瑛。二十歲依鼓山涌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從之，學習佛教律儀。未幾，旋往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充當飯頭、菜頭任勞任怨，不以為苦，深得達公的垂顧。

　　參方訪道，為佛子要職，大師二十一歲到常州天寧寺，依冶開老和尚修習禪定五載，一九零一年六月天寧寺舉行禪七，大師帶病參加，至二七的第二日，定境現前，身心廓然，即說偈曰：

　　狂心歇處幻身融，內外根塵色即空，洞澈靈明無掛礙，千差萬別一時通。

　　一九零三年大師廿六歲又到寧波天童寺，跟禪宗尊宿寄禪老和尚習禪六年，一心參究，有大省發，廿八歲冬，在禪七之中，定境復現，更勝於前，頓時身心俱空，湛寂圓明，又說偈曰：

　　山窮水盡轉身來，迫得金剛正眼開，始悉到家無一事，涅盤生死絕安排。

　　早年，大師專攻「參禪」，為禪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一九一三年，三十六歲時，他讀了永明、蓮池諸師的著作，又歸心淨土，主張禪淨雙修。於是重興寧波接待寺時，建築講堂，命名「一吼」。蓋於將台、賢兩家教義，結合禪淨雙修，同出於「一吼」；又取獅子一吼，百獸潛跡之義，因之自號：《一吼堂主人》《年譜》60頁）他追求自己的學佛歷程，說：「圓瑛少業孺，冠入釋，既受戒法，致力禪宗，復究教乘，游心講肆，雖解行並進，每生死為懮，迨三十六歲，讀永明、蓮池兩大善知識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門，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禪淨雙修，二十餘載，早備資糧，求生安養，專修淨業，自行化他。」同時還將自己禪淨雙修，融歸一心的體會，寫成四句詩：

　　禪淨雙修四十年，了知淨土即深禪，有人問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大師鑒於末法眾生，根利甚少，真參實悟者稀，由於他參禪洞明心地，及研習教典，深知自力了生死之難，遂以淨土為歸宿。一九三五年秋。大師在上海，創建了「圓明講堂」，組織了「圓明蓮池念佛會」，宣講自撰之《勸修念佛法門》和《阿彌陀經講義》之時，又自號「三求堂主人」其意為求福求慧求生淨土。大師還自書「求福求慧求生淨土」，「念佛念法念侶僧伽」一聯，懸掛堂內以自策。第十三代淨土宗印光祖師在《圓瑛法?》序中指出：「跡雖住持宗門，心實重淨土。」

　　大師深知念佛法門及三根普備之特別法門，故而，他向後學開示：夫人生最大者生死，世間至尊者佛法。生死飄零長劫，隨業輪轉以不朽，佛法演唱真宗，對機設施而有異，無非指迷拭翳，欲令返本歸源，然於我佛所說八萬四千法門中，求其事簡功深，因微果巨者，舍念佛一法更無他道也。但持六字洪名；便得帶業往生，究竟歸極一心。自可萬行具足，故六萬諸佛，各出廣長舌相以贊揚；歷代前賢，共發堅固願心而倡導。數十年來，大師孜孜以念佛法門為職志，一生講經「百餘會」，敷演經義，處處指歸淨土，因羡慕廬山慧遠祖師創建蓮社高風，乃手創上海圓明講堂，作為弘化淨土道場，從「一吼堂主人」轉到「三求堂主人」，步慧遠、蓮池等淨土祖師的後塵，高揚淨宗寶炬，自行化他為歸宿，曾著述《勸修念佛法門》、《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講義》、《阿彌陀經講義》、《佛說無量壽經講義》、《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義》等淨土法門各種經論，以指導淨業行者學修，以法利生，以化廣大道俗，同沾勝益，並開示念佛迴向發願偈云：

　　願消累劫諸業障，願得福慧日增長，願盡此身出娑婆，願佛接引生安養。

　　從大師前後不同的自號，可窺見他佛學思想演變，發展的軌跡，亦十分清楚地看出大師，由一位禪宗大德走向淨宗大師的變化歷程。


二、創辦佛教會、僧伽教育

　　大師畢生致力於佛教組織，早年就深感佛教界如不加強團結，結集於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對內對外都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一九零九年寄禪和尚住持寧波教育會時，他就極力加以襄贊，諸多擘划。一九零九年，大師主持寧波接待寺，該寺為歷朝古剎，他接主後，拆除新建，重為中興，並創設了佛教講習所。一九一三年，中華佛教總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就出席並積極參加工作。一九一四年中華佛教總會在北京正式成立時，大師當選為總會參議長。

　　一九一九年，大師在寧波，當選為寧波佛教會會長，創辦兩所「僧民學校」，對入學者施以義務教育，繼之，又創辦「寧波佛教孤兒院」，收容無依孤兒，施以工讀教育，各省聞風爭相仿效。

　　一九二二年，大師到南洋弘法，曾在新加坡，檳榔嶼等處講經，這時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參轉道法師，在新加坡住持普陀寺，後來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覺寺，他在普覺寺講《大乘起信論》，並與轉道法師討論重修福建泉州開元寺的計劃。他離開新加坡，轉往台灣弘化，曾在台南講經，一九二三年秋回到泉州，即與轉道，轉物二師，籌劃重修泉州開元寺，終於一九二四年重新修建，一九二五年內創辦開元慈兒院，他任院長，陸續收養孤兒，學科依普通學校，對於飲食、衣服、?具、醫葯則全部免費，以教以養。自從一九二五年正式成立以來，前後培植人才在數千以上。

　　一九二六年，大師重渡南洋，籌募慈兒院基金，他將募得之款，在馬六甲組織了一個基金董事會，由董事會保管本息，按實際需要撥付慈兒院支用。

　　「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後，內政部訂下了「破除迷信」的政策，卻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團體。一九二八年，政府公佈了「寺廟管理條例」，地方黨幹部及學界欲藉機沒收寺產，充實地方教育經費，就掀起了一陣摧殘佛教寺產興學的風潮。

　　一九二九年五月，佛教為求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諸法師及王一亭等居士的推動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大師被推為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後來，政府把全文廿一條的「管理條例」修訂為全文十三條的「監督寺廟條例」，沒收寺產的事件才緩和下來。

　　大師主持中國佛教會，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福利事業，因為社會福利是弘法利生的一個組成部分，大師除「講經說法」以法布施之外，尤其熱衷於福利慈善事業，他鼓勵寺院設立慈幼院、醫院、工廠，分擔社會責任，以減才外界攻擊的口實。

　　一九三一年，「寺產興學」事件餘波蕩漾，風波再起。這時，有一位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回國在「中大」任教。他提出了四項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當時的內政部長薛篤弼是基督教徒，與邰爽秋內外唱和，這比一九二八年的「寺廟管理條例」尤為徹底。大師出面奔走，全國各地佛教團體通電呼應，這件風潮才逐潮平息下來。

　　自從一九二九年大師開始任中國佛教會會長，連續繼任七屆，領導全國佛教，直至解放。解放後，大師又與趙樸初、虛雲、喜饒嘉措、巨贊、陳銘樞等共同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協會，並選為第一任會長。大師畢生致力於我國佛教界的團結工作，任勞任怨地負責全國實際護教和教務工作，獲得了全國佛教徒的崇敬愛戴，同時也獲得了國際佛教界人士的贊嘆，中日友好佛教協會會長道端良秀著《中國佛教史》記載：「圓瑛法師在民國初期著手籌備中國佛教會，經公開選舉由他擔任會長，各省曾分設分支機構，直接開始進行各項活動，請求政府改正以寺廟辦學的寺廟管理條例，終於迫使國民黨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改為監督寺廟條例，清除了對寺廟的直接迫害。」

　　同時，大師一貫主張僧伽教育要振興佛教，教化眾生，歷時多年，培養出許多弘法人才，首先應該接受良好的正規教育和訓練，早在寧波接待寺時就創辦了「佛教講習所」後來又到南洋檳榔嶼，辦起了「檳城佛教研究會」，最後，在上海圓明講堂，設立「楞嚴專宗學院」和「上海圓明佛學院」，至今海內外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賢有許多是畢業於這些學院的。

　　綜觀大師的一生，先修禪寂，後入淨土為歸宿，無處不閃耀著燦爛的光輝，他永遠是佛教徒的楷模，是一代傑出的僧寶，圓瑛大師為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傾注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