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清規的制定最初可以追溯到東晉道安制定的《僧尼規範》和《法門清式》，而神宗建立清規則是從百丈開始，並且對後世佛教叢林產生重大的影響。

百丈懷海禪師俗姓王，福州長樂縣人，原藉太原，遠祖因永嘉喪亂(西晉懷帝年間，當時劉翟、石勒等入侵中國北方，戰亂不斷)，移居到福州，早年在廣東潮陽西山依慧照禪師落髮，又到衡山依法朗受具足戒，後又往廬江(安徽廬江縣)浮槎寺閱藏。因聽說馬祖道一在南康(江西贛縣)弘法，於是就前往參學，是道一門下首座，侍奉道一六年，得到印可。和百丈同時參學的還有智藏、普願，他們各有所長，成為馬祖門下鼎足而立的三大士。不久有檀越請懷海禪師住洪卅新吳(今江西奉新縣)大雄山，另創禪林。此地水清山靈，山岩兀立千尺許，號百丈岩。《景德傳燈錄。懷海禪師章》曰：「檀信請(懷海禪師)於洪卅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住嚴巒峻極，故號之百丈。」不久四方禪客雲集，以溈山靈佑、黃檗希運為上首，由是百丈叢林門風大盛。憲宗元和九年(814)入嚴謹、世壽六十六。穆宗長慶元年(821)敕謚大智禪師。

　　研究百丈叢林清規必須要了解懷海禪師制定清規的歷史背景。

　　百丈懷海禪師處於唐朝中葉，即唐玄宗至唐憲宗之間。首先當時的禪僧大多無固定的住處，一般依律寺而居，於說法行道有諸多不便、況且當時神僧日益增多，卻無獨立的禪院。其次在唐朝中葉以後，封建政權對佛教許多特權採取了相當多的限制措施。如唐明皇開元二年(714)，朝臣姚崇上書，請求整頓僧尼隊伍，並停止佛道營造。唐明皇於是下詔，敕命沙汰偽濫僧尼一萬二千餘人，責令還俗。特別是後來兩稅法實行後，取消了對寺院和僧尼個人田產免稅法實行後，取消了對寺院和僧尼個人田產免稅的規定，同時伴隨著士族的衰落、勞動生產者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寺院的土地和勞動力來源都發生了困難，僧侶面臨著如何適應社會變動而生存下去的嚴峻形式。

　　當時佛教許多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於貴族色彩太濃、解決生活能力差，理論又複雜，所以就不能適應社會形式的變化因此衰落了。禪宗因為主張直指從心，見性成佛，理論較適合大眾，又不太依靠豪華奢侈的殿堂、經像、法物，加上自道信、弘忍以來，諸大師都不排斥生產勞動，甚至許多開山祖師都親自參加勞動，因此比其他宗派較能適應新形式。所以其他宗派衰落而獨禪宗獲得發展的機會。

　　但是存在著一個問題，即禪宗的實際生活、生產狀況與舊的戒律，是不許出家僧侶自己從事生產勞動，若從事勞動則被視為犯戒。另一個問題；禪宗發展，以後，由於僧眾增加，集體生活怎麼約束、生產勞動怎樣組織、勞動成果怎樣分配，都是現實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舊的戒律已成為禪宗發展障礙。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懷海禪師清楚認識到禪宗面臨的這種形勢，決心實行改革，為禪宗發展掃清障礙、懷海禪師認為我們是修大乘法，不應被小乘戒律所束縳。後來的人建議，《瑜伽菩薩戒》和《瓔珞經菩薩戒本》是大乘戒，那我們持這兩種戒。而百丈禪師則認為這兩種戒雖屬大乘，但卻是佛陀根據印度情況而制定的戒律，我們不應生搬硬套。他認為應博采大小乘戒律中適合中國國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制度，因此《百丈清規》應運而生。

　　唐代存留的《百丈清規》現已失傳。而現在所傳的《敕修百丈清規》是在百丈禪師入滅後五百多年，大智壽聖禪寺的德輝和大龍翔集慶寺的太訴根據元朝順帝的敕命所撰寫的。時間經過五百多年，原本已增了許多東西，其原來的面貌也見不到了。雖然如此，但我們現在仍可以從寧景德元年(1004)翰林學士楊億刪定《景德傳燈錄》時為《百丈清規》作的序中了解到它的根本思想。況且景德元的距百太入滅時只有二百年左右，因此是比較可信的，以下摘錄幾條較為重要的，便於我們研究時參考。

　　「於是創意，別立禪居。不立佛殿，唯樹法堂。所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施架，挂搭道具。臥必斜枕床唇，右脅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長者上堂，陞座主事，待眾雁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風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或有假號竊行混於清眾，並別致喧撓者，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其衣缽、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

　　清規中首先提出「別立禪居，也就是說從懷海開始，禪僧就有獨立的寺院，禪寺不再與律寺相混雜。禪僧脫離了對其他宗派的依附，從而使自身的發展不再受任何形式的束縳。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在唐玄宗進期，唐明皇李隆基將禪師聚居於律寺，使禪眾置於戒律的控制之下，以便於管理，但這樣也使禪宗失去了本色。其次「不立佛殿，唯樹法堂」，佛殿是供養諸佛菩薩等偶像的場所，建塑像耗資巨大，廢除佛殿可減少開支，這是從經濟上講；另外從教義上講也是否定外在偶像，而轉向注重內心的修持。同時也就顯示出禪宗不受傳統佛教束縳，不與其他宗派相類的獨立不羈性格。「不立佛殿」則使慧能以來佛與眾生平等的思想得以具體體現，禪宗對他力信仰、佛祖崇拜的一再否定成為眼前事實。「法堂」是禪眾聚會集中講法的地方，也是聯系禪眾思想紐帶之處。「所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裒是聚集的意思，聽法的禪眾，不管多少，不論高下，都可以聽法，按照戒腊的多少安排座次，這樣也就打破了過去寺院中尊卑、貴賤分明的等級制度。「設長連床，施椸架，掛搭道具……具四威儀也」。「椸」指衣架，用來掛衣具所用。睡覺時要睡在床沿，右脅吉祥睡。現代醫學也表明這種睡法有助身心健康。因為坐禪久了需稍微休息一下具足威儀「長者上堂……示依法而住也」。為了突出佛法的崇高性質，便於賓主激揚問難，使佛法成為活生生的，人人都能通過主體自覺加以把握的東西。懷海禪師在對「佛」否定的時候，卻對「法」作了肯定。「齋粥隨宜，二時均遍」是說所吃的飯和菜要根據所種菜的品種和收成情況而定。一天吃兩頓、人人有份。「行善請法，上下均力」，「普請」指普遍邀請禪僧勞動，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出坡，不分職務高下，一律要出力。「或有假號竊行混於清眾……入偏門而出」，是說有違反規矩擾亂清眾的，由維那檢舉，赶出寺院。如不服，敢有所冒犯，就用木棍打他，再集清眾把他衣具燒了，從偏門把他赶出去。這樣做有四點好處：一不污清眾為生恭信；二不毀僧形，為循佛制；三不擾公門省獄訟；四不泄於外，為護宗綱。前兩種是對發展佛教事業而言，後二種是指國家傳統思想文化保持一致，以取得封建政治的支持。

　　當然百丈所制叢林清規的內容無不止以上這些，但我們可以從這些內容中看到百丈制度精神。正因為有百丈對禪宗的這一巨大貢獻，從而使禪僧直接從一般寺院分離出來，使禪宗作為一個獨立的佛教宗派，最終成為事實。這裡真正使禪宗體制更趨中國化的，對禪宗自身發展起到重大推動作用的則是上面所說的普請法的確定。

　　普請法是對印度佛教戒律和僧侶日常生活的重大突破和改造。與中國古代封建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相適應。根據普請法禪院上下凡能參加勞動的，都得參加集體勞動，包括開山、墾荒、耕作、種菜、擔水等，各盡所能，全面實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方式。普請法的提出，以及懷海禪師模範實行這一制度，徹底否定了舊戒規輕視勞動、反對僧人勞動的內容，使僧待勞動變成必要和光榮的事。禪僧通過自力勞作，實現了經濟上的扑克給自足，從而開辟了一條農禪結合的道路，使禪宗迎來更大發展。任繼愈先生通過對禪宗的長期研究，指出了《百丈清規》在禪宗中國化方面的地位，他說：「禪宗僧徒靠勞作過日，把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緊密地結合到僧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來。這一變革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得到進一步協調，從而獲得生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百丈清規》中的佛教社會主義精神。因為當時禪居是建立在無私有財產、共同勞動、平均有消費的基礎上，所以說是社會主義。集體群居，禁止婚姻，這又是標準的僧侶主義。佛教社會主義所反映的是中國個體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

　　綜上所述，百丈懷海禪師通過禪門清規，從組織體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保證了洪州禪的發展和繁榮。如果說道一從思想方面開辟了禪學新時代，那麼懷海禪師則從實行方面保證了禪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