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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寧波觀宗寺創寺九十週年，也是開山祖師諦閑法師圓寂七十週年。筆者在編寫《諦閑法師年譜》中，發現民國前期有關諦閑法師的幾次僧諍，有違史實。值此週年之際，提出來討論，以紀念這位中興天台宗的著名法師。
觀宗寺是十方叢林還是子孫廟
倓虛法師在《影塵回憶錄》第九章說，一九二零年諦閑法師到溫州頭陀寺傳戒，當時有人在外面散佈傳單攻擊諦老，說觀宗寺原先住十方人，現在改成子孫廟，還有捏造一些別的言詞，其實並無其事。諦閑法師年事已高，禁不起打擊，因此患了一場重病。
所說「原先住十方人」，指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平湖報本寺式海法師與桂明、志恒、英修、靜安等諸法師到寧波觀堂（觀宗寺前身）設立佛教弘誓會，迎在上海留雲寺的諦閑法師任觀堂住持事，而諦閑法師之所以任住持，是由中華佛教總會鄞縣分部選舉產生的。所謂「現在改成子孫廟」指諦閑法師改觀堂為觀宗寺後，寺院就成了由諦閑法師剃度弟子代代傳承的子孫廟。
但是，在一九二零年前後，已沒有了全國性佛教團體。中華佛教總會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由會長清海法師擅自改稱中華佛教會後，早已名存實亡。次年即遭袁世凱政府解散。圓瑛法師在《鄞縣佛教團體之沿革》中說：「袁世凱反政，將佛教會備案章程暫行停止，以致各省縣佛教會務無從進行。」直至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寧波才組織臨時性質的「寧波佛教教務會議」。因此，在這段期間，根本不可能有如過去那樣的中華佛教總會，由各分會主持選舉所屬各寺院的住持。
子孫廟的住持，可以終身擔任，但諦閑法師早已在一九一九年退居，由原上海留雲寺住持禪定法師繼任。禪定法師之後為平湖報本寺隨式海法師來的志恒法師。一九二七年，志恒法師自動辭職，不告而別，諦閑法師在《復三照居士偈》中說志恒從上海回來後，「一轉身即杳如黃鶴」。繼之者為根慧法師。本空法師在《根慧先大師傳》中說他接任後，「未幾辭退」。繼任的為式昌法師。一九三二年，諦閑法師病重，考慮到觀宗弘法研究社，《弘法社刊》和義務學校無人主持，即召在雲南弘法的寶靜法師回來。七月，寶靜法師回來後，式昌法師「恒慮能力色力，俱不勝任，亟欲遜位讓賢，請示老人（諦公）及商諸首眾，僉悉贊成。」諦閑《寶靜法師主席觀宗柬請各界證明帖》，寶靜法師即位後，未幾，諦閑法師即圓寂。所以觀宗寺從未有如子孫廟那樣有終身的住持，繼承者也並非剃度弟子。
至於為何未請他方僧人來任住持，這也很清楚，因為諦閑法師發心把觀宗寺建設成天台宗長年教習的專宗道場，而其他寺院根本沒有這樣的人材，自然而又必然地由本寺執事或本寺弘法社畢業的學僧來擔任，這是無可厚非的。
為何帝制議興，諦閑法師仍留京講經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孫毓筠、楊度等人在北京創立第一大乘講習會，邀請諦閑法師北上講《楞嚴經》，同時講經者尚有月霞、道階法師。誰知尚未講到十天，忽然產生「國體」問題，即袁世凱發起籌備帝制，改變「民國」，由自己做皇帝的事。孫毓筠、楊度等名列籌備帝制的所謂「六君子」中，道階法師拒絕講經，月霞法師稱病南歸，唯獨諦閑法師仍留在京師講經，於是有人懷疑，諦閑法師同情，甚或支持帝制。
其實，這是誤解。我們必須瞭解北京召開講經會的原因。據太虛法師說：「這一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內有日僧來中國布教條款，因此，孫毓筠、楊度、嚴復等，請諦閑、月霞、道階就北京講經，表示中國亦信崇佛教無待日僧的傳入。」（《太虛自傳》）所以，在諦閑法師看來，北京講經是抵制日本的宗教侵略，是愛國的表現，這與袁世凱想做皇帝是兩回事，留京講經並非表示擁護帝制。
那末，諦閑法師對籌備帝制的態度究竟如何？據寶靜法師編的《諦公老法師年譜》說：「籌備帝制，舉國風靡，師具慧眼，但云：『僧人唯知奉持佛法，不知有君主、民主。』超然象外，未嘗以當局眷注之隆，一言勸進。」如這是後來所說，不足為憑的話，那末，諦閑法師在京講經時，曾有《覆諸暨楊紫林居士書》，前面說：「不意為宿業所追，驀牽鼻至京師，不覺又做一夢。」後面說：「初開講時，大有天動地搖之勢。當茲浩劫之時，好事多磨，未至十日，忽發生國體問題，人心駭震，大半腳跟未點地人，不免搖搖擺擺，所謂境風一扇，功德林凋。……老朽觀光紅螺後，於重陽前後即可南還觀宗，重理亂絲。」可知諦閑法師在帝制問題上，腳跟堅定，沒有搖擺。
諦閑法師諮詢《寺廟管理條約》之爭
諦閑法師在京講《楞嚴》時，「未幾，有明令取銷佛道會教，公布內政部製定的《管理寺廟三十一條》，其條例付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教產偉大權力。北京僧覺先首揭謂係出諦閑請求，列舉要害，呼籲全國僧眾咸起反對。」（《太虛自傳》）。這件事，諦閑法師法徒寶靜法師也不諱言，他在《諦公老師年譜》中說：「內務部長朱公，擬訂寺廟管理條例，悉以諮師而行。」諦閑法師的在家弟子蔣維喬居士也說：「內務總長朱啟鈐擬訂寺廟管理條例，諮詢於師，而著為令。」（《諦閑大師碑銘》）這就很奇怪，這兩位近代佛教界著名人士，都曾反對過「廟產興學」，為甚麼也對諮詢這一以地方官箝制寺僧，侵犯教權的條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呢？
為此，我查閱了《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沒有查到《管理寺廟三十一條》，可是查到了有關的二篇公文。
一篇為《內務部請明令保護佛教廟產致大總流呈》，先述清末無識之徒，「陽借興學之名，陰行侵奪之實」事，然後說：「民國肇建，信教與財產之自由載在《約法》，惟改革之初各省因駐兵、興學及地方公益事宜，挹注於寺廟財產者所在多有。豪紳莠民，往往藉端侵佔，轇轕叢生，故控訴之案層見疊出，頭緒紛紜，相持不決，其中關係於僧侶廟產者尤多。本部有鑒於此，爰有《寺廟管理暫行規則》之規定，其主義一方為不得強取寺院財產之限制，一方為寺院財產變賣抵押贈與之限制，於二年六月二十日公布在案。……嗣後，地方紳民再有藉興學及公益事宜，意圖侵佔情事，該地方官應嚴加禁阻，如或抗違，即按照刑律治罪。」下面所具日期為「中華民國四年八月七日」。
過了十三日，即八月二十日，以內務總長朱啟鈐具名，發佈了《內務部請飭屬保護寺院財產致各省巡按使，都統諮》的文件，除續申明上一文件前一部份內容外，後面說：「此等廟產或由於教徒之募集，或由於人民之布施，其所有權未經讓與以前，當然屬諸寺廟，應由該部通飭地方官吏對於寺廟財產責成該管官切實保護。除僧侶熱心公益，自願捐輸，仍准稟明立案外，均應嚴禁侵佔，違者依法治罪。」
這二篇文件都發於諦閑法師在京講經期間，《管理寺廟三十一條》的精神，應離不開民國二年公佈的《寺廟管理暫行規則》的「主義」，即「主旨」，目的是為了「保護寺院財產」，看不出有「限制僧徒，侵害教產」的意思。如果說有限制的話，那也只能指限制僧徒對「寺院財產變賣抵押贈與」行為，和限制地方豪紳莠民對寺院財產的強取侵佔，內務部諮詢諦閑法師而發佈這樣條例，這正是諦閑法師的功勞，難怪寶靜法師和蔣維喬居士引以為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