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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劉禹錫（772-842），因參與永貞革新被貶謫朗州司馬。這期間，他與佛教結下了勝緣，常與禪僧交往切磋佛理，研習經典，寫了多首頗具見地的佛詩和散文，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劉禹錫出生於唐大歷七年（772），卒於唐代宗會昌二年（842）。字夢得，祖籍中山今治河北定縣），居洛陽。早年曾學醫，廿二歲中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工於文學。三十二歲授監察御史，與柳宗元等參與王叔文「永貞革新集團」，於唐貞元二十一年（805），進行了一場政治革新。這一年，唐德宗崩駕，太子李誦繼位，號順宗。唐順宗中風不能說話，只好依靠原來在東宮伴他讀書的王叔文、王丕來幫他處理朝政。王叔文又起用了劉禹錫、柳叔文替順宗下了一道詔書，蠲免民間對官府的各種舊欠，停止地方官進奉和鹽鐵使的月進錢；降調江淮海鹽和地方池鹽價；取消宮市；召回前朝被貶的名臣，宣布京兆尹李實的貪污罪，並進行了一些重要人事調整。這一系列改革，當然觸犯了掌權的宦官。宦官頭子俱文珍勾結一批附和他的老臣，宣布順宗因為病重不能執政，擁立太子李純即位，號憲宗。順宗一下合，俱文珍等將王叔文處死，那些參與改革的官員也受到株連。憲宗下詔書，把原來王叔文重用的八個人一律降職，派到邊遠地區當司馬，歷史上把他們和王叔文、王丕合起來稱作「二王八司馬」。
八司馬之一的劉禹錫被貶朗州（即今常德市）。按唐制司馬為州行政長官的正六品，完全是一個有職無權之閑官，不理事，且無官舍可住，劉禹錫只得住在城東招屈亭旁普通民宅。
劉禹錫沒有公務纏身，有更多的時間讀書為文和游歷山山水水。達期間，他感悟到「視身如傳舍，閱世似東流。」（《宿誠禪師山房題贈》）總想尋覓一條貶謫苦悶的解脫之道。如是他接觸了佛教，想從佛教深邃的哲理中找到精神慰籍。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時期，朗州亦是佛教聖地。離城區二十華里的德山乾明寺就是享譽華夏的十方叢林，四方衲子紛紛來此掛錫。劉禹錫才常來此拜佛、參禪，與僧人探討佛理、佛法。經常亦有外來僧人來劉宅與其切磋禪理，「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贈別君素上人》）。他與南岳衡山、牛頭山、楊岐山等處的禪僧如仲制、靈澈、元暠、如智、，慧則、廣宣、鴻舉、義舟、景玄、惟良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廣泛交往，有的交往還很深。柳宗元《送元暠師序》曰：「元暠師居武陵（朗州）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昵。」劉禹錫送僧詩二十四首，大多數是在朗州寫作的。在《送僧元暠南游》詩引言稱贊元暠「妙音奮迅，願力昭答。」劉表示「雅聞予佛而侒，亟來相從。」他從元暠那裡領悟到佛法的殊勝，感嘆地說：「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予策名二十年」是指自貞元九年（793）至元和七八年（812、813），這二十年中，他正值廿二歲至四十歲的血氣方剛年華。貞元九年時年二十二歲登進士第，二十二歲擢監察御史，在此期間，他常與柳宗元、呂溫等「講疑考要王霸富強之術」，尋求解決社會危機的途徑。三十四歲時參與永貞革新失敗後而遭貶謫。他的政治抱負未能實現，百思而不得其解。自從接觸佛法後，才悟到「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只有「出世間法（佛法）」才能啟悟人心，拯救社會。他在朗州十年寫了近兩百篇詩文，其中不少是宣暢佛法，贊嘆高僧以及富涵禪味及禪境的篇章。其後，他為禪宗六祖大鑒禪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牛頭山第一祖法融大師、楊岐山故乘廣禪師等撰寫的碑文，以及撰寫的《佛衣銘》、《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毗廬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贊》、《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均顯現了他受佛法的薰陶，心靈得到凈化，思想得到昇華，心身進入禪的新境界。如他在《贈別君素上人》詩引言中曰：「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普，級寶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惡見，廣疏便門，旁束邪徑。其所證入，如舟溯川，未始念於前而日遠矣。」「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在《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引言中曰：「以為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悟無染者莫如散花。故業於凈名（經），深達實相。」還談到禪與詩的關係，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言曰：「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名聞於世者相㨗焉。因定而得境，故滌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的心得。佛家認為，戒定慧三法相資，不可或缺，因戒而生定，定而生慧，此三者次第相生，入道之關鍵也。劉文說：「定而得境」，使散亂的心水澄明，進入創作意境；開慧後遣詞造句，能得到精華而美麗的詞藻。這都是他達佛之知見，自家家珍的和盤托出。
至令仍廣為傳播，並目刊入中學課本的劉禹錫的《陋室銘》，是一篇頗具藝術特色且具禪趣的傑作。
文章開頭兩句：「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意在引出「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一句，以揭示全篇主旨。接下便描述了所居陋室的清幽寧靜，和他的清高自得的日常生活，具體地表現了一種超脫市俗、閑居靜室的怡然自樂的情趣。最後寫「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兩句，是借諸葛亮和楊雄所居的草舍來自贊陋室，流露了孤芳自賞的深意。文末一筆，借孔子的話，照應題目和文章入筆之處，意在表明居室雖陋，然而有「唯吾德馨」的君子居之，又有甚麼可鄙陋的呢？這樣，全篇都在「陋室」二字落筆，而中心卻在抒發作者志行高潔、安貧樂道的志趣，生動地表現了一個超塵脫俗的士大夫的雅興。銘文中的「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將簡陋的居室點染成清幽的意境，這與「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郁郁黃花，無非般若」（《祖堂集。慧忠國師》）的境界何其相似乃示！此種境界「是普賢文殊大人之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同前》）
《陋室銘》中有「可以調素琴，閱金經」之句，諸多注家都不約同地注釋「金經，就是古時用泥金書寫的佛經。」這樣的注釋我不敢茍同。如按注家這樣的注釋推論，用泥金書寫的佛經稱作「金經」，那麼，用墨書寫的佛經就叫「墨經」，用朱砂寫的佛經就叫「赤經」了。不能這樣解釋。竊以為，劉寫的「閱金經」是說的閱《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這是佛家弟子必讀的經典。「金經」又是將《金剛經》三字簡化了。因為劉文運用了對偶的修辭方法，許多都是對偶句，「調素琴，閱金經」就是對偶句，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韻味。如果寫成「可以調素琴，閱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或「閱金剛經」就不對偶，十分拗口且破壞了全文的韻調。
我認為劉禹錫研習《金剛經》是有成的，在他的詩文內可見其端。如《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中就有「法為因緣立，心從次第修。中霄問真偶，有住是吾憂。」「有住」語出《金剛經》，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住，為留住或安住義，即不要讓煩惱、雜念安住在心。劉詩「有住是吾憂」，即將煩惱、雜念安住在心，就是一種憂患。又如在《送僧元暠之南游》詩引言中亦有「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的句子。「四句之擴書」亦是指《金剛經》。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果不是劉公受持讀誦《金剛經》，能在詩文中反映出符合佛理的言句嗎？所以將「閱金經」注釋成為「閱用泥金寫的佛經」是有違劉公原意的。
劉禹錫與佛教結緣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婆羅門僧治好了他的眼疾。他的《贈眼醫婆羅門僧》寫道：
三秋傷望遠，終日泣途窮。
兩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漸成碧，羞日不見風。
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
詩中說他中年時就患了眼疾，給他治療眼疾的婆羅門僧人即印度醫僧。這位眼醫用的是「金篦術」即是「金針撥內障術」，看來劉公的眼疾是白內障。
佛教於西元前二年傳入中國後，許多印度僧人紛紛來華，他們即傳教又行醫，既是佛理精通的高僧，亦是精通醫術的醫僧。「金篦術」就是醫僧從印度帶來，並為中國醫學界接受並與中國傳統醫學結合、形成了中醫獨特的「金針撥障術」。歷史上印度的眼科是很發達的。《大般涅槃經》卷八《如來性品》記載：「百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蓖術決其角膜。」龍樹菩薩眼科專著《龍樹眼論》、《龍木論》、《眼科龍木論》被譯成中文。唐。王燾《外台秘要》對白內障各期症狀都作了簡要的描述，並引用了齊州隴上謝道人撰《天竺經眼論》：「眼無所因起，忽然膜膜，不痛不癢，漸漸不明；久歷年歲，遂致失明。……此宜用金蓖術，一針之後，豁若開雲而見白日。」金針撥障術在唐代巳很盛行，著名詩人白居易四十多歲時白內障亦是金蓖術治好的。他在詩中寫道：
案上漫鋪龍樹論，合中虛貯決明丸。
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蓖試刮看。
從劉禹錫的詩中可以看出，他患白內障是在中年，當時在朗州。此後未發現他再患眼疾的記截，說明印度醫僧的醫術高明，一針撥除迷霧，使他重見光明。醫僧與他結下的佛緣，更堅定了他學佛的信心，從而用佛法統帥自己的言行。他在政治上仕途不順，他的好友白居易說他「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一生中有很長時間是在貶滴中度過的，但他們不恢心，沒有消沉，牢記（吾住是吾憂」，的真偈，不把煩惱安住心頭，更是心無掛礙，勇往直前，游戲人生。他謫居朗州、連州、宛州等地時期，深入民間，了解民情，並注意向民歌學習，力圖吸取民歌內容與形式上的優點，翻作「新曲」，使「善歌者颺之」，創作了《竹枝詞》、《浪淘沙詞》、《楊柳枝歌》等民歌詩體。這些詩題材多樣，語言明快，成為唐代詩歌中別開生面的作品。在文學創作上亦受到一些文人的指責，歪評他的詩是個人「泄憤」之作，罵他是「薄行」文人。他都不予計較，他認為世事總是按照「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規律演變著的，「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子劉子自傳》）盡管有人誹謗，我內心潔白無疵啊！這就是一個學佛者當下解脫的心態。《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劉禹錫用自己的行動實踐著這段經文並作了很好的注腳。■
附：《陋室銘》「唐」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