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俗姓呂，名淦森，法名唯心，別號悲華。浙江崇德(今井入桐鄉)人。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幼年失去雙親。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於蘇州平望小九華寺出家，同年在寧波天童寺依寄禪和尚受具足戒。一九四七年病逝於上海玉佛寺。太虛大師在當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正如台灣著名太虛大師研究者洪金蓮在《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書中指出：「太虛不但是典型的傳統佛教的繼承者，同時他又是開啟中國佛教現代化的首議者；他不但是一位行動實踐的改革者，同時也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學者、思想家。」〔１〕太虛大師與福建佛教界關係密切，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積極倡導僧教育

太虛大師曾任閩南佛學院院長(兼南普陀寺方丈)對辦好閩院傾盡了大量心血。閩南佛學院所以成為我國著名佛教學府，至今仍在全國各佛學院中名列前茅，與早期主持院長工作的高僧大德打下的基礎有著密切關係。〔２〕太虛大師為佛教界領袖，一貫高度重視對僧材的培養，在其擔任閩南佛學院院長的六年中，一直將閩院作為他改革、創新中國僧教育的實驗園地。「以後數年中，閩院遂為大師教育事業中心。」〔３〕在法師的努力下，閩南佛學院面貌為之一變，不僅成為在本省僧人首選學府，也成為全國各地僧人向往的學府，至一九二九年，學僧人數大增，有來自江蘇、浙江、四川、陜西、河北、山東、河南、湖南等省外學僧九十多名，分三個班級授課。全國各地學僧請求入學者甚多，而皆不能滿足。太虛大師對辦好閩南佛學院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採取系列措施，對閩院進行調整、充實、改革，進一步提高了辦學質量。如將原學院附辦的小學遷往漳州南山寺，獨立建校，之後於南山寺成立「錫蘭留學團」，學習英文以備留學。明確規定閩院三年修業的學制和每學年的修學課程，除以佛學經論為主外，還兼修法文、外語、數學、歷史、地理、哲學、藝術、體育等科目。太虛大師還倡議在學院中設立研究部，並將研究部分為「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國佛學系」、「融通應用系」等五個系，從應屆畢業生中選擇品學兼優的學僧進入研究部深造，並有專門導師負責指導。

　　第二，提出一整套新的僧教育觀，極力推動閩南佛學院的教育改革。太虛大師在閩院作了大量專題演講，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張。如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講《中國現時學僧應取之態度》、一九三零年春講《建僧大綱》、《僧教育要建築在僧律儀之上》、一九三一年三月講《學僧修學綱要》、一九三二年十月講《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講《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的建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講《師生應如何愛護學院》等。在這些演講中，他提出許多新的觀點，其今後實踐僧教育的內容和方向大體沒有超出這些觀點。如對僧教育沒有宗旨、目標的辦學方法表示了不滿和失望：「中國教育模仿外國，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國，如「法師養成所」恰與中國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樣。這在僧教育的立場來批評，他們所辦的教育，不是為整個佛教情形所需要來辦的，不是為信解行證全部佛教來辦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這都是古代階段式的教育遺痕。」〔４〕甚麼是理想的僧教育目標呢？太虛大師提出：「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學作講經法師而已，必須要學習整修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勞動、淡泊，要能做排水、扛柴、洒掃、應對，以及處世理事、修禪弘法的工作。從前各種僧學出來的學僧，不但不能勤苦勞動去工作，甚至習染奢華而不甘淡泊，這可說是模仿社會學校所得的結果，而誤於『法師養成所』的，以為別種事不可干，除去講經、當教員、或作文、辦刊物以外，把平常事物都忘記了。假若全國的僧徒都來受教育，那末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沒有人去做了。結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滅了佛教，墜落了佛教，像這樣教育，還不如沒有好。」〔５〕對於在學僧人，太虛大師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守清苦淡泊的原有佛教生活，尤其修學的學僧，要以過簡單樸素的生活為出家人美德。要能勤苦勞動，受過教育而有知識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個人的衣食與各種器具，要能自己動手去做。〔６〕應該有怎樣的僧制？太虛大師提出學僧制、職僧制、德僧制三種，其「學僧制」，即由十八歲高中畢業後，經律義院二年研習戒律，二十歲受比丘戒，再入普通教理院四年(相當大學)，高等教理院三年(相當研究院)，最後再作三年參學。其「職僧制」，即修菩薩行的僧眾，任職於各地的布教所、慈幼院、養老院、律儀院、教理院，或文化事業，或教務機關，或參學林等各地從事於服務僧團、整理僧制的工作。其「德僧制」，即經過前二僧制的年長僧眾，可進一步選擇適宜的山林茅篷，或依止專修林，或雜修林，就自己選擇的行門，一門深入的參學修行，並可為參學林的指導師，成為四眾歸仰的對象。〔７〕

　　第三，為閩院學僧講經說法及有關文化課。一九二七年三月，太虛大師為閩院學生講《行為學與唯根論及唯身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講《瑜伽真實義品》，弘一大師亦逐日親臨聽講；一九三零年二月，講《大乘位與大乘各宗》、《佛學之宗旨及目的》、《西洋學中國印度哲學的概觀》；三月，講《彌勒經》；四月，講《紀念釋迦牟尼佛》；一九三一年二月，講《大乘宗地圖》；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講《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等。其中有的演講在太虛大師的弘法活動中佔有重要地位，如《大乘位與大乘各宗》為大師十年來對大乘各宗以客觀態度觀察後，進行了融合貫通的研究，總結發現其遍共其攝的同共律，指出其特點有「平等門」和「特殊門」、其「平等門」，指凡是大乘各宗，無一不從同一原則上，引共同依據的教理去說明發揮，不得分判誰高誰下；其「特殊門」、指大乘八宗者，在大乘教理上取其一部分為所宗，各站在其自宗地位上以發揮其偏勝之玄詮，顯其特殊之理境。〔８〕其影響較大的還如《西洋中國印度哲學的概觀》，法師針對梁漱溟、張東蓀對佛教的看法，提出了「本體論——宇宙觀」、「知識論」、「行為論——人生觀」、「西中印度哲學與佛教」等論題，最後指出「故梁君不須改佛以從儒，但修大乘菩薩之種姓行可地。張君不必慮佛教無共享堆積之理智，求之大乘菩薩之勝解慧亦可得地。」〔９〕在閩院的講經中，有的所講內容法師自己也頗為看重，如所講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後由勝濟、窺諦、東初、燈霞、雪生等合記，成《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講記》，「大師譽此經為《法備五乘，義周十宗》，頗為推重。」〔10〕

　　第四，闡述對改革佛教的看法。太虛大師許多改革佛教的主張和看法，是在閩院形成並宣講的。其最著名的如一九二七年九月在閩院所講《救僧運動》，大師指出，積極的救僧要真修實證以成聖果，捨身利眾以重勝行、勤學明理以傳教法。消極的救僧則；自營生計以離譏、嚴擇出家以清源、寬許還俗以除偽。〔11〕太虛大師很看重這個演講，在《告徒眾書》中特意提到「余近日在閩南演說之《救僧運動》，」並介紹了其主要內容。〔12〕


到各地講經弘法，廣播法音

　　太虛大師在福建期間，足蹟踏遍福建許多學校、佛教會及古蹟名剎，席不暇暖，與廣大信眾接觸頻繁，為講經弘法見縫插針，不遺餘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大師於廈門大學講《緣起性空之宇宙觀》、於廈門教育會講《大乘佛法的真義》。一九二七年三月於福州市，為軍政當局開示，並游鼓山、怡山諸勝；十月，游漳州南山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應廈門集美女中之請，講《佛學的人生觀》。後游泉州開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參觀孤兒院，並住錫開元寺，為泉州民眾教育館講《從無我唯心的宇宙觀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觀》，又應晉江見佛教會講《佛教會是本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組成的》；一九三零年一月，到南安縣雪峰寺度舊年，並應安海養正中學之請講法；三月，於廈門南普陀寺講《普門品》；四月，應廈門雙十中學講《民國與佛教》；並應廈大之請，講《佛學在今後人世之意義》。一九三一年一月，應廈門鼓浪嶼武榮中學之請，講《釋迦牟尼的教育》，為中華中學講《亞歐美佛教之鳥瞰》，二月，應閩南信眾請，於蔡慧誠誦蓮精舍講《唯識三十論》。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應廈門新青年會之請，講《新青年與救國之新道德》，應廈大教授所組文哲學會之約，講《法相唯識學概論》，一九三三年一月，應廈門大學心理學會之約，講《夢》；二月，於思明縣佛教會講《學佛先從人做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應中國佛學會閩南分會之請，於廈大旅舍天台講《佛學會與現實佛化》，又於廈門中山公園通俗教育社講《佛教與現代中國》。這些演講內容，不少在法師弘法講經中有著重要地位，如在泉州民眾館所講的《從無我唯心的宇宙觀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觀》，「以緣起無我說平等，唯識熏變說自由，後乃時時說之。」〔13〕一些演講內容太虛大師多年思考的結晶，如於廈大文哲學會所講《法相唯識學概論》，過去曾初講於世界佛教居士林，因故而中止：此籍在閩期間得以完備，此論探討了「虛實」、「象質」、「自共」、「自他」、「總別」、「心境」、「因果」、「存滅」、「同異」、「生死」、」空有」、「真幻」、，」凡聖」、「修證」諸問題，可稱為大師代表作之一。王恩洋、張化聲、唐大圓、彥明、梅光羲、羅燦、密林、法尊、胡妙觀、黃懺華等曾為此論作序。


撰寫大量佛學著作

　　太虛大師所以會成為中國近代佛教領袖，與其著述等身份分不開的，而其中許多著述，則撰寫於福建。一是改編，如太虛大師在閩期間，應世界書局之約，改編《佛學概論》為《佛學ABC》以行世。二是寫評語，太虛大師在閱閩院藏書時，寫下許多短評，如《評〈西田幾多郎〉善之研究》、《書(菊池寬)復讎以後》、《附從譯本裡研究古禪法及禪學古史考之後》等。三是撰文。如一九三一年二月，作《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梅擷之雲作——書後》、《維摩詰經中正信會員格言》。四是辨論。如一九三三年二月，支那內學院交來《佛誕紀元論刊定書》，對大師《佛教紀元論》有所指摘，大師故撰《復內學院書》以答復。五是解說經書。最有代表性如一九三一年在南普陀寺所撰《(成實論)大意》。《成實論》有十六卷，大師感慨中國鮮有對此研究者，故撰寫了此文，從「十二偈與發聚」、「苦諦聚」、「集諦聚」、「滅諦聚」、「道諦聚」等五個方面闡述了自己觀點，可稱為師佛學思想代表作之一。■


注 釋：
〔１〕洪金蓮《太虛大師佛教現代化之研究》東初出版社(台灣)一九九五年一月，339頁；
〔２〕何綿山《培養僧材的搖籃——紀念閩南佛學院創辦70週年》，《閩南佛學院學報》1995年2期
〔３〕印順《太虛法師年譜》，宗教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136頁
〔４〕《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導寺印行，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八冊89頁
〔５〕《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導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八冊，90頁
〔６〕《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導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八冊，90-91頁
〔７〕《建僧大綱》，《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尋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17冊，208-211頁ぎ
〔８〕《太虛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83頁
〔９〕《太虛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307頁
〔10〕印順《太虛法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191頁
〔11〕《救僧運動》，《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導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七冊，579-583頁ぐ
〔12〕《告徒眾書》，《太虛大師全書》，台北善導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590頁ぐ
〔13〕印順《太虛法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