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三十六年前的十年「文革」。如今提起來，大都淡忘了，回憶前塵，恍若隔世；至於新一代的青少年，聽那時的事，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文革」，只不過是中國歷史的短暫一瞬，它產生的社會根源，深刻影響，自有社會學家去研究。筆者僅就尋訪到的資料，以五體投地的恭敬心，白描一代愛國高僧茗山法師在那十年中的行跡，供養廣大同修，並供研究茗山法師佛學思想的專家作參考。

一、暴風驟雨

　　一九六六年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如暴風驟雨席卷大地。佛教名山古剎焦山定慧寺，以及定慧寺的方丈、著名的佛教界人士茗山法師，首當其衝，成為「紅衛兵」的衝擊打倒的對象。

　　那幾天，「紅衛兵」喊著「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破四舊」等口號，輪番衝擊定慧寺。他們搗毀一切佛菩薩法像，破壞各處殿堂、法器、莊嚴、文物、家具。他們把藏經樓上的經典摔到樓下，點起火來就燒。反正，能砸就砸，能燒就燒。茗山法師的房間也遭洗劫，「紅衛兵」們翻箱倒柜，捅天花、撬地板、拉床鋪、扔物器，弄得一塌糊塗。但令他們失望的是，在這「大和尚」的房間裡並沒搜到金銀財寶，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幣和幾十斤糧票。

　　最為可惜的是茗山法師幾十年讀誦的經書，還有大量的文稿信件，從少年起就寫起的兩大箱日記，統統被抄走，付之一炬。


二、遇魔無怨

　　「紅衛兵」們指責茗山法師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在定慧寺藏經樓上和山門口進行批鬥，戴高帽子、坐飛機、晒太陽，挨打受罵，冤枉栽贓的罪名，污蔑誹謗的語言，劈頭蓋臉。還要反復地寫檢查、寫交待。這一切，茗山法師都以忍辱波羅密對應。

　　事隔三十年後，他提起這些，如話平常，他說；「當時和事後，我又想我處如此境地應無怨恨。第一，打我的這些人與我並不相干，亦無怨仇，打我是這次運動中他們的任務；第二，這是我自己的業報，我在前生前世打過多少人，也打過他們，這是因果循環的的惡業所感；第三，佛陀說，「代眾生受苦」「有情惱我，罵咒打殺等，視若父母悉順承」我應照佛陀的教導做才是。這樣一想，思想就轉過來了。」


三、遇難不死

　　有一天，有人在大殿被砸爛的「海島」後泥土堆裡發現一個機關槍的開關，被報告到「紅衛兵」總部，這下大禍臨頭了。茗山法師被關進一間小屋子裡，嚴加拷問。他解釋，焦山在解放前曾駐扎國民黨的要塞司令部，這個機關槍開關可能是那時當兵的遺留之物。「紅衛兵」們，有二男二女，說他是狡辯、隱瞞，拳打腳踢，又用皮鞭木棍拷打，嚎叫：「交代」！交代不出，認為是頑抗、又打，打得渾身是傷，站立不住。有一男子舉起三角刀，要向茗山法師頭上插去。他當時心中默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觀世音菩薩」，準備死了。此時，另一個男子一把托住那個人拿刀的手說：「留他條小命，要他交代！」沒有事實，如何交待？接著是更嚴酷的逼供。

　　到了這步境地，茗山法師不由地想到死。他躺在稻草上，冒出自殺的念頭。日近黃昏，他再一次默念起晚課，這是他出家以來，堅持幾十年早晚功課從未間斷過的。當念到《大懺悔文》中「若自作，若教他作……」時，想到：「我若自殺，還是犯戒。我是持戒人，怎能殺害眾生，我自己也是個眾生啊。只好讓別人殺吧！」


四、隨緣隱修

　　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冬，「紅衛兵」們把集中在金山寺文物樓揪鬥的近百十名僧尼，全部遣散。僧尼全部离開寺廟，各找出路，或還俗，或轉業，或投親靠友，並責令脫下僧裝換起在家人的俗裝。

　　茗山法師無處可去，只得投奔大埂街三聖庵的智開老和尚。而這時的智開，也被赶出三聖庵，住在附近的一間茅草蓬裡，裡面一木床、一破桌、一竹櫥、一水缸、一土灶，兩人就擠在一間破茅蓬裡，住了下來。他寬慰自己，這才真正叫做住「茅蓬」哩。

　　這時的茗山法師，每月靠居委會發八元錢生活費度日，曾一度到郵局門口擺代寫書信攤子，代人寫書信，一角錢一封信，每天寫七、八封信，貼補自己和智開的生活。

　　半年多後，茗山法師從大埂街搬到大盛家巷南首葉宅，租賃了一間小廂居住，每月租金二元五角。在此居住了三年，自燒自煮，自洗自補，自己默默靜修。

　　那時他雖未戴「五類分子」帽子，但居委會對他還是另眼相看，加以監視管制，時不常地被喊去參加學習會、批鬥會。每天還要掃巷街。令人無奈的是，要應付一批又一批外調人員，逼供追問焦山寺和佛學院師友、學生的歷史情況，他總是抱著不打誑語的原則，心平氣和地向他們宣讀「最高指示」：「我們應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知道的不亂說，不知道的寧死也不說。

　　茗山法師在鎮江大盛家巷南首葉宅住了三年。又搬至大盛家巷北首一個四合院的小廂房居住，一住又是三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又搬到鎮江黑橋西「德元堂」住了六年多。

　　在這十來年裡，茗山法師隨緣隱修，素食獨身，清凈持戒。他在德元堂，曾先後護理過三位有病的老比丘，照顧他們的飲食、咳痰、大小便，幫助他們念佛往生，作為自己修持的助緣。


五、火中種蓮

　　鎮江黑橋西「德元堂」，原是慈善機構，後贈送給金山寺。「文革」中，一部分金焦山的僧人，及一些庵堂的老尼，陸續搬到這裡居住，共有十來人，雖都著俗裝，但都是出家人，茗山法師到了這裡，自然成了眾人的依止。在那艱苦惡劣的環境中，十來位僧尼，雖各人自燒自吃，但相處和睦，有無相助，非常融洽。因為同是出家人，自我保護，互相關照。茗山法師可以關上房門放下帳子，看經念佛，有時還談談佛法。這裡成了非常環境中的非常道場。

　　那時，殘存的佛經很少，都是各人偷偷保存下來的，湊在一起也只有《心經》、《佛說阿彌陀經》、《地藏經》、《法華經》、《遺教經》、《金剛經》、《楞嚴經》等幾種。為了可以不用經本，隨時誦持，茗山法師就將幾種佛經的經文要義，用四言、五言或七言，攝成偈頌，題名《諸經攝頌》。這部佛學專著，凝聚了茗山法師幾十年對這些經典的受持讀誦的心血，總攝了每部經典的精髓，朗朗上口，易於記憶，方便自他攝持，字字句句從心田流出，是他幾十年修持「戒、定、慧」三學的結晶。

　　當時，茗山法師在極其簡陋的條件下，蝸居在小廂房裡，光線很暗，半張破桌，沒有好筆墨，用毛邊紙，手抄了一部《楞嚴經》。這部手抄《楞嚴經》一絲不茍，筆筆恭敬，不僅僅是書法珍品，更可以從中認識到他對《楞嚴經》深刻的體悟，感受到他誓捨身命，護持佛法的人格力量。

　　在一九七三年初春，寒凝大地，茗山法師竟然在鎮江三茅庵舉行了一次講經法會。三茅庵的准和比丘尼，她道心堅固，是鎮江唯一的一位在「文革」中仍保持僧裝的比丘尼。當時，三茅庵的房屋雖然大部分被其他單位和居民佔用，但她在後三間自住的房屋裡，仍秘密地設置佛堂，而且經常和道友們在念佛看經。她發心請茗山法師去講經。茗山法師雖然身處逆境，全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應請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宣講知恩報恩，護國利民的佛教倫理道德思想。來自鎮江、常州、江西等處的尼眾和居士數十人參加聽經。雖然時間不長，規模不大，但在「文革」期間，能舉行這樣的講經法會，實屬稀有難得。

　　茗山法師正是以極大的勇氣和定力、堅固的道心和信念、深切的悲心和願力；以「火中種蓮」的精神，在「文革」時期的非常惡劣環境中，在文化的廢墟上，播撒佛法的菩提種子，培育愛國愛教的種子。

　　到了一九七八年冬，茗山法師和前來尋訪他的趙樸初會長會晤，兩位老朋友劫後重逢，合十唏噓，共同發願，為「國運昌隆，佛法重興」，為「紹隆佛種，續佛慧命」多做饒益，再作貢獻。此時，年近古稀的茗山法師終於迎來了改革開放、佛教復蘇的春天，也迎來了自己「愛國愛教，弘法利生」的「一期生命」的璀燦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