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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三、倡導人間佛教
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是：佛法雖關懷普度一切眾生，而為適應現代文化，當珍重佛出人間設化的意義，而施設契時契機的佛學，以人類為主要教化對象。佛法雖容有無我的個人解脫之小乘佛法，而今為適應現代人生之群體組織，應把小乘個人解脫的佛法，轉為大悲大智普為群眾利益的大乘佛法，使佛法普遍地深入社會。他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這即是由人成佛的現實學佛思想，指出了：從現實人生中不斷地改善，向上發達到無上圓滿的人格，便是成佛，人格才算圓滿。必須從完成普通人格中，發大菩提心，實行六度四攝普利有情的菩薩行，不斷地發展向上，以至於成佛。
太虛大師學菩薩發心修行，倡導：「我今修學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愿皆稱我以菩薩，比丘不是佛未成。」因為菩薩不是無情的偶像，而是救人濟世的理想，且能踏實履行，是名真實菩薩，大師當之無愧；繼而倡導今菩薩行，使大乘菩薩的理論落到實處，應時、應地、應機的，人人都作菩薩，成為人間佛教的推動力，真正做到為國家、為民族、為世界人類謀福利。這理想是多麼的偉大，這正是人們迫不及待所希望的啊！我們再看看大師，從普陀山聖地「閉關」潛修之後，獲得藏經理論，指導自己宏法的實踐，從而為人間佛教而努力所履行的歷程：
一九一九年，到北京講《維摩經》和《大乘起信論》等。
一九二二年，在湖北辦武昌佛學院，積極提倡興辦僧伽教育。提高僧格，外應國家社會之需要，內充佛教僧團之德能。
一九二四年，在廬山發起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日本、東南亞及歐美各國佛教界都派代表與會。
一九二五年，前往五台山、太原、寧波等地講學。年底，率中國佛教代表團到日本東京出席「東亞佛教大會」相互合作，擴大佛教影響等事。同年十月，大師發表了《議佛教辦學法》提出興辦中華佛教大學。
一九二六年，又於北京、新加坡、廈門等地講學。
一九二七年任福建南普陀住持兼閩南佛院院長並主持柏林教理院，派弟子留學日本、暹羅、斯里蘭卡。
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創立中國佛教會。到英、法、德、比、美諸國弘揚佛教，在巴黎發起籌組世界佛學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英國設籌備處，德國美國設通訊處。
一九二九年回國後，在國內繼續籌備世界佛學苑，將北京的柏林教理院列為世界佛學苑的華英文系，閩南佛學院為華日文系，重慶北碚漢藏教理院為華藏文系。派遣學僧分赴西藏、印度、福建、陝西、江蘇、浙江、江西、廣東、貴州、雲南等地講學著述。
抗日戰爭前，曾寫「佛教和平國際的提議」，「告日本佛教徒眾」等文。全民抗戰開始，又寫「告全國佛教徒」並發起組織了青年護國團和僧侶救護隊，赴救國難，例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等並組織救護隊到戰地實際工作。復作「日偽亦覺悟否」？擁護政府頒發「抗戰建國綱領」，廣播「佛教徒如何雪㘹」，作「佛教護世」等文。政府遷移重慶，大師坐鎮陪都，指導各項事業。
一九四三年，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增強宗教間的團結和抗建事業的統一力量。
抗戰勝利，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委，進行中國佛教整頓的活動。
爭取人權：大師鑒於僧人時時處處都受欺凌宰割，還無地說話，甚為不平。同是人民群眾，同是宗教，它教可以參政，而佛教不可，這是極不平等的事。因擬組黨提出參選，爭取發言權，乃創「議政而不干治」之說。
一九四六年，獲國民黨的宗教領袖勝利勛章。
太虛大師以人間佛教建中國寺制，收新化舊成大乘人間的信眾制，辦中華佛化教育社、佛化青年會，推行佛化運動。創立覺社，編覺社叢書。編佛教月刊、覺社季刊、中國佛教旬刊，海潮音月刊。成立覺群社，辦覺群周報，專門作文字的鼓動和宣傳。大師的文筆，是人們所共知的，而說法辯才注意應機施教，出廣長舌，滔滔不絕，誨人不倦，更使人驚嘆。無論在國內國外，所到之處，都舉行講經或隨題講演，特別是在國外，天天講，一天甚至講幾次，都應時應機地滿人願望，這也是他獨特才能的發揮啊！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玉佛寺圓寂，終年五十九歲。四月八日行荼毗禮於海潮寺，得舍利三百餘粒，紫色、白色、水晶色都是，而心臟不壞，亦滿綴舍利。
後人在香港、台灣等地編有《太虛大師全集》行世，總字數達七百萬字。
四、太虛大師的理想、遺願實現了
太虛大師畢生從事佛教改革三十年，全力以赴，都是與整個中國佛教事業相呼應而起，且都從佛教根本處流出，遺憾的是，卻遭到阻𡝱，達不到實行的目的。他晚年在《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一文中寫：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於反對面障𡝱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啟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而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啟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學制。」
然而，大師所處的歷史年代，戰爭不斷，外遭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佛教，當時的政府，只是在「寺產興學」上動腦筋，更談不上支持；佛教徒本身自覺者太少，其素質差。大師雖然苦口婆心，聲嘶力竭，其奈獨力難壠大廈？這都是受舊社會客觀歷史條件的影響所造成的。
大師改革佛教的目標，雖然無法全部實現，但是，大師的大悲心、菩提心、菩薩行，確實為中國佛教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長征大道。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對於各民族各宗教在政策上一律平等，各級人民代表，各級政治協商會議，有僧尼參政議政了，又制定了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辦法，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界的合法權益。以上這些，就是當年大師佛教革命所要取得的權益，現在已經全部實現了。
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由各民族的出家菩薩和在家菩薩組成的，省級和縣級都各有組織。這是各族佛教徒有了自己的組織。接著，北京法源寺設立了中國佛學院，恢復了高等僧伽教育，南京棲霞山分院、蘇州靈岩山分院、廈門閩南佛學院，以及省級佛學院也相繼開辦了，從而繼承並發展了太虛大師積極興辦僧伽教育的事業。
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三十周年時，當代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極力提倡太虛大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思想，詮譯著古往今來中國佛教徒積極介入並奉獻社會與人生的行為。以人為本的人間佛教，勢必將會成為二十一世紀佛教的主流，將人間佛教的思想落到生活的實處，使人間佛教的思想逐步為更多的信仰者之所接受，成為人類幸福安樂的共同需要，因為唯有人間佛教的思想才能實現佛教價值的最終理念與有情生命的究竟解脫。
在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四十周年時，又提出加強自身建設，即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等，已分別在全國各地大力推進。從歷年來中國佛教協會開展各項的工作，與太虛大師當年整理舊中國佛教會的遺愿，相對照完全一致，相吻合的。
再者，以一九一八年，太虛大師駐錫過的普濟寺來講，該寺的妙善老方丈（即是全山方丈）就是按照大師的主張--遺教，統理大眾，莊嚴寶剎。
妙善方丈繼大師閉關之後，即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分別兩度閉關於普陀山洪筏禪院茅蓬、妙峰庵。兩次閉關發心真切，用心良苦，乃發大心護正法，為其後的弘法利生事業，打下一個深厚的基礎。
一九五二年開始主持法雨寺務工作，之後，曾遭「反右」和「文革」的沖擊，一九七九年政府落實宗教政策，批准開放普陀名山古剎，七十一歲的妙善老和尚推為普濟寺代方丈兼管全山佛教工作，年邁古稀的妙老，開始了艱苦的工作。
為了使寺院修復工作統籌計劃，妙老先籌組了普陀山佛教協會，他的工作得到地區宗教事務處的支持，狠抓了各項宗教政策的落實，一九八三年開放了普濟、法雨、慧濟三大寺及紫竹林、大乘庵、觀音洞、觀音跳、洛迦山、福泉庵、梵音洞等十五處，還設普陀山佛教文物館於悅嶙庵，辟楊枝庵為老年比丘安養堂，常樂庵為老年尼眾念佛安養之所。一九八六年又繼續開放積善堂、龍壽庵等七處。之後，又創辦了普陀山佛學院、《普陀山佛教》刊物、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
海外友好聯誼方面，一九八四年應美僑應行久、金玉堂之邀，妙老訪美，為時達一個月之久；一九八九年妙老又訪問日本，考察日本的佛教。這兩次的出訪，增進了中國與美國、日本佛教界和人民之間的友誼。
普陀山佛教的復興事業，幾番風雨，幾番甘苦，終於迎來了一九八九年佛像開光、方丈升座（妙老被推選為普院山佛協會長和全山方丈）又迎來一九九七年南海觀音銅像建成開光，普濟醫院開業典禮。南海觀音作為普陀山佛教發展史上的偉大豐碑將載入史冊，將以此為重力勇往直前，為把普陀山建設成為一流的佛教名山和聖地再創輝煌。
妙老領導全山佛教工作，從一九七八年開始至一九九九年，已二十年整，既修了寺院、育了人才，又創造了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符合佛教教義的，統一教團組織形式，實現了全山「三統一」（即人事、經濟、修建三個方面的統一）的制度，並制訂了《普陀山各寺庵規章制度》31條，使全山僧尼深明愛國愛教大義而又遵循清規戒律，體現出全山是一個充分發揚民主的十方道場。他領導著普陀山佛協的大僧團「統率力充足」為重樹法幢，再興佛教而老驥伏櫪，為普陀山與浙江的佛教事業嘔心瀝血，受到政府部門的信賴與廣大佛教信徒的擁戴，被推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員會副主席、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佛教協會會長等職。這位學識淵博、戒德莊嚴的長老（九十一歲）正繼續發揚太虛大師的宏法精神，帶領佛教四眾弟子為紹隆佛種、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不懈努力。
從以上列舉的事實和妙老復興普陀山佛教事業，看出太虛大師主張改革佛教，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尚未完成的事業，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已全部完成了。總而言之，當年大師的理想和遺愿如今實現了，而今後唯一期望和等待的是，佛教徒自身建設，怎樣除腐更新？怎樣以實際行動學習大師的精神，挑起續佛慧命、宏法利生的擔子呢？
在當代中國佛教史上，太虛大師是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在特殊的近現代歷史的環境中，即在國難教難沉重壓榨之下，大師不畏艱苦困難，努力與環境拼搏，為佛教作出了劃時代的光輝業𤂌，開創了新紀元。他一生的活動就更有強烈的革命意味，最注重於佛教變革，奔走呼籲，透出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佛教前所未有的氣息。現代的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師同樣也提出「佛教要改變，否則很容易被取代。佛教由佛陀時期開始，由原始佛教，部派、小乘、藏傳佛教等，一直都在演變，如何演變，是無答案的。佛教要如何改變才可以仍保持為佛教，而不失其精神和特質呢？」（《香港佛教》第四六三期二十五頁）是的，一切事物都在變化著，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佛教如何變革呢？從某種意義上講，佛教能否適應未來社會的發展與需要，也就要看佛教能否服務人類的自身。這將是佛教理論領域所要研究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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